力团体很多机会。在重要的关键上，中国的改革要一步跨过去！
第八，特区货币是不能解决人民币一币二率的困扰的。只要人民币一日有外汇管制，人民币对外币及特币就各有各的二率。
特区货币搞得好，就会像澳门甚至香港的货币一样，这对特区的发展是有帮助的。但这对中国整体的发展就会有不良的影响了。这是因为特区不用人民币，跟母体在某程度上就少了沟通，而人民币与特币的黑市汇率是禁不了的。中国何必走东、西柏林的路？【几天前我跟宋恩荣吃午餐。他认为这可能是好主意，因为好的特币可助长特区对中国的示范作用。我以为内地若要看“示范单位”，到香港看看就足够了。】
假若特区货币搞得不好【这可能性是不低的】，特币就会有它自己的黑市汇率。人民币及特币各有各的二率，相加起来就不止四率了【因为二币间必另有二率】。那岂不是更加一团糟？结论如下。
中国近几年推行的经济开放政策，有成就，是值得称赞的。这开放带来某程度的混乱，无可避免，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这“搞活经济”的政策，终究是明显地与多种管制起了冲突，导致很多复杂的问题。混乱是不能持久的。要减少混乱，走回头路是一条路，走界定贪污权利的歪路是一条路，走继续推广开放，解除管制，利用市场的自动调节来减少混乱，也是一条路。
哪一条路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我以为中国的执政者是知道的。但在选走继续开放的路途中，他们对利伯维尔场认识不够，缺乏信心，他们于是试图以复杂的方法去处理???杂的问题。此法一行，走歪路的机会就大了。在处理复杂的外汇问题上，简单而有效的办法是控制货币增长，彻底地解除汇管，让汇率自由浮动。
5 外资的中国观--并论汇管的影响
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
【五常按：原文为英语，一九八六年二月一日在广州为引进外资的某会议宣读，读不到一半主事人停止了听筒传译！我早就有了准备，安排了汽车在场所门外等候，宣读后立刻离开。翌日香港《南华早报》刊登全文。过了几天，北京的经贸部托人带来一个口信，感谢我的批评，说他们既明白又同意。】
中国在经济及思想上的逐渐开放，转眼七年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经济制度的改革往往是一百几十年的事。中国在七年间达到今天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将来的历史学者会把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大书特书。
中国的制度改革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经验。对一个从事经济制度研究的人来说，这经验紧张刺激，也大有科学价值。所以在此时此地我乐于多写些文章，做一些分析，作一点见证。
我今天要谈的是外资或外商对与中国交易的观点--与其说是“观点”，倒不如让我毫不客气地说是“困难”。乐观的角度不是没有，外商的心中有一个“每人一块钱”的假说。那是说，中国是一个逾十亿人口的国家，推行经济开放，假若每人多花一块钱消费，增加一块钱产出，或节省一块钱费用，其效果也十分惊人。因此，跟这个国家做生意，或到那里投资，赚大钱的机会存在。
然而，假说归假说，事实怎样大家明白。事实上，外商及外资在中国遇到很多困难，“损手”的例子多得很。近两三年来，以正途跟中国贸易的外商，能赚钱的是增加了，但亏本的更多。自开放以来，到中国投资的外商，能在“面”赚钱的很少！这些经验带来的效果很明显。目前，外商与中国合资或合作的“意向书”数以千计，但绝大部分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就算签了合约，与真正的下注投资也相去甚远。所以当外商从老远跑来问我到中国投资是否明智，我不知从何说起。
到中国投资的十项困难
在商言商。赚不到钱或亏本，是不良的示范。但亏本的本身是效果而不是因素。换言之，外商对中国望门却步的底因并不是不良的示范，而是促成这些示范例子的因素。这些因素究竟是些什么呢？且让我试以“十”为一个整数，列出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第一，中国还没有明确的法治，而在转变中她是向前走两步、向后退一步。这发展令人有高深莫测之感。今天看来是明智的投资，明天可能因为中国政策的转变而亏本。
第二，外商跟国内洽商要讲人事，要搞关系，甚至要论“爱国”。这使很多外地的商业专才，因为缺乏人事关系而不知所措。换言之，国内的机构还是国营，作决策者还是干部，因此，他们不能遵守“在商言商”的宗旨，使外商难以应付。
第三，中国仍在强调“多劳多得”和“合理利润”。中国的执政者显然还未明白做生意既然可以亏大本，外资一定要有赚大钱的机会才肯下注。反对外资赚大钱的意向会减低外商对比较有大风险的投资的兴趣，而这种投资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在中国做生意的税项不仅是高，且是五花八门，复杂无比。虽然在四年多前我就推断了中国会施行税制，但想不到一开始就弄得这么复杂。高税会压制投资的意向，众所周知；比较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