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报酬不变（或递减）是主线，报酬递增不是主线。虽然如此，报酬递增这个主题，在经济学中可以说是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从亚当·斯密、马歇尔、杨格，到卢卡斯、巴罗、斯托齐、舒尔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一直到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克鲁格曼、杨小凯、贝克尔，绵延不绝，声名显赫。到了知识经济时代，报酬递增更有主流化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中的“报酬递增”一词，一直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代指。实际上，报酬递增不光有规模报酬递增一种形式，与之并列的还有范围报酬递增这种形式。范围报酬递增现象，是钱德勒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中首先观察到的一种与专业化相反的现象。但对范围报酬递增，只有现象描述，没有理论和模型的总结，在新增长理论中支流都谈不上，可以说还未入流。
鉴于在新经济中，范围报酬递增日益成为主导方面，规模报酬递增日益成为从属方面。新增长理论现在这种以规模报酬递增为主线的格局，有主次颠倒之虞，正落后于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形势。为此，有必要探讨将范围报酬递增假设内生进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问题。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在矛盾
我们首先观察新经济增长理论内部的一个重要分歧。
报酬递增现象的源头，在亚当·斯密“分工创造财富”的著名命题之中。新经济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在报酬递增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都肯定“产出增长高于投入增长”这种现象（所谓“1+1＞2”）。但接下来，在报酬递增的来源（“大于”部分从哪里来）上，从分工这个根上就产生了分歧。一个分支认为分工是指品种多样化，另一分支认为分工是指专业化。品种多样化分支，包括罗默模型（1987，1990）、里韦拉—罗默模型（1991）、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1991）等，视创新为品种多样化，强调知识外部性是报酬递增之源，它导致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专业化分支，包括贝克尔—墨菲模型（1992）、杨—博兰德模型（1991）等，认为可以将协调成本表示为专业化水平的递增函数。
产生这种分歧，首先一个原因在于经济学没有对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加以区分。范围经济强调品种多样化，规模经济强调专业化。但“品种多样化”这个概念是有迷惑性的，因为专业化与兼业化（协同化）都会出现表面上的品种多样化现象。一方面，分工专业化，越分越细，似乎“产品”（如汽车零件）多样化了；另一方面，越不分工，生产的“不相干”产品的品种也会多样化。而且两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都会出现报酬增递，这就难以区分了。但如果有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区分，这种误解就不会存在了。规模经济是指品种不经济，范围经济是指品种经济。专业化与品种不经济是同义语，专业化分工是内部分工，虽然可能使品种增加，但增加的品种是子品种，而非元品种；其经济性的来源，不在这种（子品种）增加之中（因为子品种增加只是带来协调成本），而在于减少（即对于单一品种的专注）。相反，品种经济是指品种越多越经济，是指元品种的经济性（元品种之间可以不存在专业化分工关系）。罗默等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品种多样化过程中知识外部性可以带来经济性，认识到其增值性不是来自专业化（而是来自知识的非专业化，即协同共享），但他们没有发现品种经济性这一成本特征。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专业化分支的理论是自洽的，但品种多样化分支的理论有自相矛盾之处。矛盾就在于，一方面承认需求上的品种多样性，一方面却不承认供给上的品种经济性，需绕道求助于品种之外的知识外部性。这极大地削弱了罗默等人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原来，秘密在于D-S模型中。罗默、格罗斯曼、赫尔普曼、克鲁格曼这一分支，都不加批判地接受了D-S模型作为进一步发挥的前提。而D-S模型的前提存在问题。根据这一模型，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减少产品种类、增加每种产品的产出数量，能够降低企业成本、节省社会经济资源。因此，他们实际是把品种不经济作为品种多样化的约束条件。这就是它不能成为范围报酬递增的理论基础的问题所在。
表现在图4-4中，D-S模型在数量（Q）、品种（N）和成本（C）的关系上，一方面强调规模经济（COQ），一方面强调品种不经济（CON）。因此，D-S模型本质上是基于规模经济的品种多样化模型。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现有新增长理论中无论是品种多样化理论，还是专业化理论，都只是规模经济理论，证明的都只是规模报酬递增；现有品种多样化理论证明的是品种不经济，而非品种经济，它本身不能证明范围报酬递增。因而，我们需要建立基于范围经济的品种多样化模型和范围报酬递增理论。
在基于范围经济的品种多样化模型中，可以同时存在规模经济（COQ）与品种经济（CON），如图4-4所示。只有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设定同时容纳进来，我们才能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