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新增每单位的相关成本所对应实现的新增用户数或新增服务量上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首先注意到与知识联系在一起的人力资本对于报酬递增的决定作用。他明确主张，“专业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源泉，而将这种人力资本之形成排除在外的增长理论是很不完善的”。他进一步指出了报酬递增的两种途径：第一，“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好的生产技术，这种技术的应用能带来报酬递增”；第二，“另一类能在人类生命周期中产生递增报酬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基础教育”。
著名经济学家夏皮罗和瓦里安，对边际收益递增有一个逻辑性更强、更贴近实践的解释。第一，他们认为，由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构成的负反馈均衡，与由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收益递增构成的正反馈均衡，构成了旧经济与新经济的主要区别，“关键的概念是正反馈”。第二，他们认为，正反馈在旧经济中也存在，但在新经济中成为核心现象是由于网络效应，或称网络外部性和需求方规模经济所致。而我们认为，伴随组织进行的流程再造，可以更好地发挥梅特卡夫法则的效力，从而形成网络正外部性，其实是这一结论的直接推论。第三，他们明确指出具有赢家通吃特点的正反馈效应很大的市场，是边际收益递增起作用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收益是在此类市场整体水平，而不是在竞争的某一点上被确定的。第四，他们明确指出对于边际收益递增的限制条件是市场饱和。赢家通吃后的市场饱和，使边际收益递增自然终止。另外，技术跳跃也会使市场相对饱和提前到来，实际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等一种技术的市场达到饱和就会出现这种跳跃。如USB淘汰软驱，使软驱的报酬递增被中断。
从交易费用的观点看组织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组织问题，聚焦的不是管理，而是组织的经济性何在。新古典主义谈的主要是市场，制度经济学谈的更多的是企业，核心是交易费用。在用新古典主义改造后的制度经济学中，问题开始收紧到组织的最优化（也就是图4-3中的X点）。制度经济学比较新近的进展，则是向K'区的移动，与组织演进理论结合起来，旨趣开始移向有限理性和自发秩序。后现代经济学除了建设性后现代比较接近制度演进理论之外，主导的兴趣在K区，即组织的解构上。无边界企业、虚拟企业的兴起，在客观上推动了这种解构浪潮。
组织解构当然不是为了自我爆炸、破坏自己，而同样也是出于经济上正常的考虑。这种考虑的核心，从经济???的角度看是在追求一种范围经济性，或叫品种经济性、个性经济性等。这种经济性，是相对于规模经济性而言的。按照规模经济性，组织应向X点聚焦，做大做强，做向科层化；而按照范围经济性，组织应向K区扩散，做小做活，做向扁平化。
如果用制度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这种区别，规模经济性意味着组织的管理成本随复杂度提高而呈边际递增态势，范围经济性意味着组织的管理成本随复杂度提高而呈边际递减态势。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在效率，而在效率之比，即效能之上，它们的二次导数不同。
网络效应与范围报酬递增
按有限理性说，个人认识公共利益的成本高于认识自我利益的成本，但公共利益和自我利益内在相互联系，所以个人应从自我外推社会。因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得以成立。但互联网的先知麦克卢汉提出了“网络智慧”说，按麦克卢汉的观点，在完全网络状态，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的成本是一样的。“网络智慧”首先感知整体，感知社会理性，而又与个人不矛盾。比尔·盖茨将之形象化地称为“数字神经系统”，总结出其生命技术实质。麦肯锡更将之系统化为信息中介理论，指出了突破西蒙理论的具体实践路径。按西蒙的原则，个人理性的极限是顶多直接管理7～13人，再多就要分层，就要进入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递增状态。但有了无摩擦的信息中介组织起来的网络，个人理性直接面对的世界可以无穷无尽，不用分层，只用扁平化结构就可处理。令个人理性束手无策的外部性问题，赫然找到一条新的、根本性的解决路径，这就是范围报酬递增之路。
范围报酬递增，是新经济增长理论中尚未被人们认知的一条潜在主线，是理解信息化的经济性所在的关键之一。
问题的由来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报酬不变（或递减）假设基础之上，报酬递增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特有的理论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