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和卢梭的二元对立观进行了剖析，强烈地表达了高扬所指而贬抑能指的倾向。德里达的解构，重在从能指向所指回归，从形式向内容回归，从中介向人本回归。
如果与管理理论对照，结构主义可以为流程再造提供理论基础，后结构主义则要为基于最终用户和结果的转型提供理论基础。比如对于ERP，结构主义会认为可以将流程形式化，而避免以职能为中心的组织缺陷；但后结构主义可能会认为它只是一种新的形式，需要结合用户需求变化，不断调整才有意义。一些企业设立系统创新部和流程改进部，将变革本身组织化，体现了后结构主义的理念（虽然并不是有意识的）。
管理学中的后现代组织概念
“后现代组织”这个概念，在管理学和管理经济学中已经被明确提出来。例如，波耶、格普哈特、塞钦可瑞在《后现代管理和组织理论》一书中说：“我们的后现代组织的隐喻是扁平。”表4-1是他们对现代性组织与后现代组织特征的区分。
同样进行过类似的现代组织与后现代组织特征区分的，还有斯特瓦特·克里格，他在《后现代管理》中，强调后现代组织的特征是：柔性，以劳动力核心能力的管理为中心，以个性化消费为前提，通过微电子设备作出可能选择，工作是非差别性、无界线、多技术的，雇佣关系更复杂，表现出碎片化的形式，如转包合同、网络。理查德·达夫特在《组织理论与设计》中，也对现代组织与后现代组织的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对比。
列纳·亚伯拉罕森则用后现代工作组织这个词描述后现代组织，将全面质量管理、企业流程再造、人力资源管理、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无边界组织等都归入其中。
在早期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无政府只是不以政府方式组织，并非不需要组织行为，例如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中，互助就是一种自组织行为。无政府主义反对的是组织的形式化，而不是组织。
赵一凡：《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22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刘晓善：《后现代组织成本管理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
内生品种的经济学组织理论
对组织的讨论，不论是职能还是流程这些问题，仍然还处于管理学的范围之内。要进入经济学本身的讨论，还必须从这些现象中提炼出理论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理论，无疑深入到了基础理论层面，但它的能指体系（即符号体系），却远非经济学家所能熟悉和理解。
事实上，“品种”这个概念，可以作为后现代解构理论中“延异”在经济学能指系统中的对应概念。因此对组织的基础理论层面的后现代经济讨论，应该从品种和品种经济性入手。如果说品种还可能有原子论的歧义，品种经济性则更接近延异的概念。
组织论中对于品种经济学的讨论，不同于价值论中对品种经济性的讨论。价值论是从质的规定性讨论品种经济性，把它表述为目的价值的经济性；交换论从质的交换维度讨论品种经济性，把它表述为一形多义的经济性。组织论的讨论重点是品种的效能经济性，即存在品种维度的条件下，组织结构内效率的变化率方向问题。效率的变化率方向不同，在管理层面直接决定组织的科层化与扁平化方向的不同，是现代性组织与后现代组织最核心的区别。
经济学根源于原子论，研究对象的生命性是它的天然盲区。即使一些把生命性当做现象加以认识的经济学家，也难以在基础理论层面找到合适的工具来表述，只能间接地描述生命性现象。
所有这些努力，由于在经济学基本范式上仍然是现代性的，因此它表现出的某些后现代倾向更多只是在实证层面体现出来，是不彻底的。
经济学并不采用“解构”这样的术语以及解构的能指体系。将解构从后现代哲学的能指系统转换成经济学的能指系统（话语系统），涉及品种这个维度的展开。传统经济学经常以数量（规模）和价格作为分析维度，隐含着单一品种维度的能指假设，相当于将分析收束于X点。后现代经济学的话语体系（能指体系）则把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作为一个特例，而扩展到对于多品种（小批量或定制生产）的讨论。多品种相对于单一品种就是一种解构。
将解构嵌入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切入点，并不是对品种本身的直接讨论，而是：第一，要把品种经济性当做研究对象。传统经济学内设的假定是品种不经济（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讨论品种多样性问题的D-S模型内设品种不经济的假定），后现代经济学则要建立品种经济性的概念。第二，将品种联系于结构（或解构），讨论范围报酬递增等现象及背后的根据。组织的性质是由组织元素的性质及其结构性质决定的，品种多样性和品种经济性决定了组织的柔性特征。后现代经济学必然将组织理解为一种“解构”，即对组织的不变性的打破，以解构后的无形的、虚拟的、弹性的、网络化的组织形态，将组织理解为“变”本身的形式化。
如此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