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那未免失去了后现代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原意。
我们在最开始就指出，互联网具有多元化和有机化两个根本特征，由此产生了后现代经济的个性经济和网络经济两个根本特征，而有机化、网络经济又强调的是它们的“活”这一特征。
在组织问题上，后现代主义强调的第一位是它的生命特征，与生命特征相反的是机械特征。
个性化和多元化仍然是组织的后现代特征，但它们已经退居幕后，成为第二位的特征，成为生命性这个第一特征的背景。
背景的意思是，呈现生命性特征的组织，必是因个性化和多元化而成为复杂系统的组织。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因元素的多元离散或非线性组合而显得复杂的系统，只有按生命性的原则来组织，才不致因管理的协调成本过高而崩溃。在简单系统中，正是由于系统结构的线性特征，才可以由机械因素代替人的灵活因素来实行“科学”管理。可见，组织的多样性、多元化，对后现代主义来说是操作性的问题，而组织的生命性（如自组织性、网络性）才是顶层的所指。
进一步的问题是，组织的生命性对于K区间这样一个离散集合来说具有双重性。它们都是生命性所指：一方面，组织的有机性反映了K集合内部非线性的组织特征，它与X的线性轨迹不同，但在有限理性的K'区间，有机性可以表现为非混沌的规则性；另一方面，组织的解构性反映了K集合内部毁灭（或毁灭式创新）的组织特征。事实上，这二者在生命体中是统一的，生命既是建构的，又是解构的，是新陈代谢的。
只有全面把握这两个方面，我们才可以理解后现代组织，既是对有序的打破，又是有序的生成。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如结构主义，往往强调前一个方面；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如我们在网商生态系统建设中看到的，却是多元化元素的有机协同。
后现代组织的能指语系
如果从经济学能指（话语体系）的语言学转向的观点看组织，现代性语义中的组织好比语形，建设性后现代语义中的组织好比语义，解构性后现代语义中的组织好比语用。
为此，我们可能需要将市场区分为市与场。场经常被表述为场域。市与场的主要经济区别在于：市是可以内部化的，可以通过原子化、契约化明确界定交换主体之间的权利边界，把一切与“心”有关的模糊地带逐出问题的中心领域；场是外部化的，可以通过外部性、网络效应融合、聚集交换主体的权利。前者是逻辑的，后者是非逻辑的。逻辑中心，即理性中心，可以用经典数学、语言（语形）、逻辑为能指系统；非逻辑中心，可以是非理性中心的--这里的非理性，不是反理性，而是包括情感、直觉、信念的一个离散区间，如K区--可以用非经典数学、话语（语义）、多值逻辑作为能指系统。
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是数学语言、逻辑语言和理性语言的三位一体，在语言之外没有其他意义。换句话说，语形与语义是完全一致的。现代经济学的话语过程，就是不断消除语义上的歧义，向语形标准化转化的过程。表现在图4-1“后现代组织的解构与建构”中，就是将问题收束于X点的过程。
一方面，尽管X点（最优化）本身的形成要依赖于对K区集中的备选方案的选择，但选择的目标和结果一定是趋向理性选择，一旦找到理性选择的最优结果，各种备选方案就像垃圾一样再无用处；另一方面，X点（导数）本身尽管可以在多维条件下扩展为线（切线）、面（切面）、体（切锥），可以通过拓扑结构扩展为对不动点的讨论，但这种讨论本身只是最优化讨论，而不因X点变为集合，就被理解为是“多元化”（多元化是异质的）。
后现代经济学将语言转变为话语，从语形讨论深入到语义和语用的讨论，这就势必产生对逻辑语形、理性语言的解构。对于组织来说，就势必产生对逻辑语形（形式逻辑）、理性语言框架下的组织结构的解构，把它变为对谓词的展开，响应对传统组织职能的再造。而流程再造构成了对金字塔结构的解构，解构主义不过是对这一过程的自然反映。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解构本身并不是目的，将组织拆解成碎片并不是终点，至少对于建设性后现代来说，将碎片通过网络组织和社会资本有机联系起来，或生成地联系起来，才是对组织转型问题的完整响应。在现实中，比如在企业信息化中，它要通过对企业战略与信息化战略的融合来完成。
与个性经济相反的是个性不经济，与网络经济相反的是网络不经济。
在这里，信息化与机械化是一对矛盾。
这里的网络性，特指网络的经络性，以区别于机械网络。
尽管这种规则是演进生成的。
后现代思想能指的组织
组织是由交换（或交流）而产生的结构。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对结构的解构意在由机械性的交换回到生命性的交流。它一方面包括按照与机械组织相反的自组织、自协调的社会有机体论，另一方面包括由线性结构向非线性结构转变的解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