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动机，体制给他们留有膨胀的空间。
谴责经纪商的私德，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联系后面将谈及的斯蒂格利茨“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深层的问题：银行集中性与信贷分散性的不对称，是工业化固有的矛盾，也是次贷危机的深层体制根源。经纪商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坑害贷款人，就是因为银行体制与信贷体制是不对称的。工业化的信贷体制，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一对一甄别信息的阶段；而投资银行还留有从银行体制转型而来的集中特点，它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现实需要。
华尔街利益集团
雷曼兄弟公司是美国的缩影。如果把整个美国比作雷曼兄弟公司，华尔街充当的角色就相当于雷曼兄弟公司内部的经理人。小到次贷经纪商，中到雷曼兄弟公司经理人，大到华尔街，美国已成为被代理人劫持的社会。
一直在对金融危机喊“狼来了”的彼德·希夫在《美元大崩溃》一书中说：“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面对危机四伏的股市，竟然还有如此多的美国人无动于衷。”希夫认为，这是华尔街误导普通投资者的结果。他指出：“华尔街和美国公司违背公众利益的行为非常严重，而受害者全是小人物。”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是美国人民，代理人是华尔街利益集团，后者把前者推进到一个由巨大的谎言构成的泡沫里。按照希夫更直言不讳的说法，“美国政府、大众传媒和华尔街联手制造了一个美国一切运行良好的假象”，将美国公众置于“一无所知”的境地，直到危机总爆发。
其中的“工业病”表现在，代理人膨胀为大人物，而委托人成了小人物。中间代理人通过欺骗、不透明等手段，或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把东西卖给买不起的人，把钱借给还不起的人”，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业绩，损害整个国家和所有小人物的利益。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无讽刺地说：“我们唯一没有预测到的就是银行的借贷体系到底有多糟糕，这些银行到底有多不透明以及它们的风险管理体系到底有多失败。”
工业化在这里表现出它病态的一面：代理人利益集团将专业化当做疏离委托人的手段，反对他的委托人。
这种情况在西方历史上至少已是第三次：第一次是黑格尔用绝对理念，在精神上彻底否定了所有不符合“概念”的芸芸众生；第二次是希特勒用绝对极权，在政治上彻底镇压了所有的老百姓；第三次是华尔街用绝对货币，在经济上彻底剥夺了穷人。
人类从黑格尔的理性极端化中汲取教训，产生了尼采的后现代精神；从希特勒的极权中汲取教训，产生了对多元化后现代社会的向往；从华尔街的货币极端化中汲取教训，将实现个性化的后现代经济的转向。
加强监管可以解决问题吗？
在现有体制下加强监管，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从历史发展来看，安然事件后美国加强了监管，但并没有能阻止更大的次贷危机的发生。
2008年10月23日，格林斯潘在国会解释为什么当年放松监管时，解释说是银行出于自身利益应该会在放贷时谨小慎微，因为它们得保护股东利益。然而眼下的危机证明，这一理念不对，这一点让格林斯潘“震惊”。
从雷曼兄弟公司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格林斯潘原有理念成立的前提是公司委托人与代理人一致。事实是，雷曼兄弟公司的代理人恰恰不会为了公司利益而在放贷时谨小慎微，因为他们让公司承担的风险越大，自己得到的就越多，而他们自己并不承担其中的风险。
监管是必要的，没有大补还有小补，但监管有它的内在矛盾。现代性的本质就建立在委托代理二分上。改变了二分关系，也就动摇了现代性的根本。在委托代理二分矛盾中，代理人之所以日益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是因为代理人通过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扩大中间环节，成为增值的根本来源。在这一过程中，代理人与委托人的信息不对称是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的，因为代理人具有专业上的优势。在次贷危机中，代理人设计的衍生金融工具之繁复、利益之不透明性，是委托人很难逾越的监管鸿沟。如果用同样复杂的监管对付代理人，又势必加大企业交易费用。萨班斯法案实行中就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信息监管成本过高，甚至使一些规模不算小的企业难以承受，难以为继。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膨胀是矛盾的主导方面，监管永远是次要的方面。改变矛盾的主次方面，意味着现代性的质变。
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扬弃委托代理这种二分关系，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代理人行为的透明化，最终实现代理人向委托人的复归。具体来说，应在传统货币市场外发展两种独立的虚拟经济：一是金融虚拟经济，它的核心不再是货币，而是以异质信息为中心的信贷服务，但权力必须交给委托人；一是信息虚拟经济，它不再以传统货币为中介，而发展出交换中介与具体服务合一的信息工具。这两种形式都超越了现代性，是以委托人为中心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