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形），问题域就可能变为不是讨论X，而是讨论K集合内X点之外的各种情况。
经济学内部也一直在对发展中的现象作出回应，除了继续沿最优理论的思路处理拍卖、博弈等现象，并把它们新古典化之外，另一个方面是索性悬置最优理论，在方法论上转向离散空间，去寻找新的、更加接近真实世界的方法。其中，向后现代经济方向越走越近的，至少有三条路径：一条是博弈论分支，试图从K集中任意点的交换开始进行归纳；一条是数理逻辑分支，从塔尔斯基真值理论开始，探索数学逻辑与语言逻辑的结合，并通过多值逻辑，从X点“逃离”进入以K区间为重点的分析；一条是语言学转向，是综合博弈论和数理逻辑成果，转向话语分析，从而进入K区间自然语言的分析。
在这个过程中，新古典主义始终像磁铁一样，将上述研究的重心从K区间吸回X点。最典型的是用新古典主义来改造博弈论，实现无限重复博弈与最优理论的统一。但由于这种反向吸引，并不能回避真实世界本身提出的非最优化的问题，因此并不能阻止交换理论论域的“扩散”。
博弈论是语言交换的抽象
博弈将自然语言简化为策略（二择一的选择），数学上相当于将集合中的数字向量化、函数化，形成的函数是共同知识抽象为函数。
博弈从一开始就不依赖于一般等价物这个效用中介，而是以真值域为起点（能力集合或价值集合），继而形成自然率、规则、共同知识这一系列演进生成的“函数”，均衡这个话题隐含在背后（存在真值等价意义上的多点均衡与效用均衡的区别）的意义。
博弈与语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博弈与语言共享数理逻辑，这是它们相通的方面；它们都具有能指与所指的双层结构，在这一点上与货币有别。在对价中，自然语言和情境语义还是非函数向量；而博弈不是一般的语言对话，而是有限同质化后的策略语言的对话。
博弈不光是一个求取效用、均衡极值的过程，也是一个求取真值的过程。这是博弈机制与货币机制的本质不同。在货币机制中，真值完全是外生变量。
然而在博弈论的发展中，特别是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结合中，也深深留下了现代性的痕迹。主要表现在它对“委托—代理”两分关系的特殊兴趣，表现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道德风险、监督激励等传统问题的讨论上。“委托—代理”二分与“政治—行政”二分一样，都是现代性的典型标志，都以现代性为先决条件的话语。在二分的语境下，很难超越现代性自身，而语言交换在现代经济中的意义是有限的。
后现代的兴趣在于扬弃这种二分，通过信息对称化使代理人复归委托人。委托人的话语正当问题，成为讨价还价及回避（相对于真值的）虚假信息的焦点，它不仅需要共同知识，而且需要语境依存与知识互补。
博弈论范式的后现代内涵
博弈论在“交互的决策论”（奥曼《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意义上，包含着与行为经济学同样的范式框架，但进一步认为博弈论是交互式条件下的“最优理性决策”，却只说明了一个特例事实上，这一决策所依赖的框架只有在特例情况下是最优理性，在广义上是由演进累积的经验记忆所形成的知识结构，是经验的编码。
一次性博弈相当于无理性的经验，无框架、无记忆的决策，是决策的另一个极端特例。
重复博弈之于当下博弈，相当于框架之于经验。由共同知识这个微观基础，可能通向理性、企业和制度。奥曼认为，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论与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的演化相关。这里所谓完全信息（其实是相对的极限信息）就是理性，但重要的是它是演化的，也就是“趋于”理性的。
不完全信息的重复博弈是通常的情况。这里的不完全信息，既涵指信息的量，更包括将信息编码后获得的知识--而且是结构中的知识。这个结构，从微观中的框架到企业组织，到制度形式，不一而足。
博弈论的哲学含义
博弈论首先将人还原回真实状态的个人。这里的个人，可能是自然人个人、社会人个人，也可能是自由人个人。
囚徒困境显示的是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冲突。在一次性博弈（K集）中，个人都是自然人；在重复博弈（K'区间）中，共同知识被加入进来，它是理性、制度、规则、记忆的承载体；在无限反复博弈（趋向X点）中，共同知识就成为理性。
人性设定对博弈论的影响
如果设定利己假定，则形成非合作博弈；如果设定利他假定，则形成合作博弈。
在利己假定中，又可分为以下情况：
一是自私自利的利己，特征是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发生冲突。个人理性最大化时，这一理性是反社会的，个人不“必要”地占用社会“必要”资源。
二是合理利己，特征是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取得统一。个人的效用最大化，受到社会效用最大化的限制，因此它不是效用绝对最大化，而是相对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