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过程呢？莫斯和巴塔耶也遇到了同样的表述障碍问题，他们的共同做法是回到原始社会，从原始交换关系中寻找与工业化的等价交换原则相反的另一种普世交换原则。巴比鲁克是往前看的，但他也借用了“礼品经济”这种人类学风格的语言来表述交换原则。他们共同的窘境是，当个别价值向一般价值转换时，存在货币这样一种一目了然的中间物；而其可逆过程，似乎从经济学术语角度看是不可见的。
鲍德里亚虽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他隐隐约约地指出了一条重要通道，这就是未来那种不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交换关系，更像语言的交换关系。我们马上就可以想到：对话不就是一种对价吗？！
这正是伽达默尔关于对话的解释学最擅长解决的那类问题。
解释学本质就是一种意义的对价，对应的中学是训诂学，专门在文本的能指与阅读的所指之间来回对价。“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然则训诂学，通古今之异辞，辨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比如说，我注六经，相当于符号交换；六经注我，相当于象征交换。
传统的解释，是一种单向度的解释，是一种文本崇拜，最典型的是红学考证。后现代的解释，一度又颠倒过来，变成“六经注我”，阅读成了角色扮演游戏。伽达默尔辩证的对话解释学，追求的是一种意义的循环，即在普遍的永恒的历史文本与当下的此在的个人之间的开放对话。通过这样一种意义的对价，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就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性，就都被换算成对当下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对话过程，正好是一个与货币化相反的过程，它们的关系像物理学中的可逆实验一样。这就解决了后现代经济中，以货币为参照的对价向以快乐为参照的对价之间的转换。
这是另外一种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反的契约关系。它不是强调个人自由有局限，因而要委托给社会，使自由成为理性的自由这一面；而是强调理性的自由不能适应个性化定制的需要，因而要复归个人，使理性的自由变为体验的自由这一面。后现代经济学的解释，将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来解释产品交换关系，甚至产品与资本之间的交换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信息经济中的语言与货币经济中的货币是不同时代的两种代表性中介。语言，在这里替代了货币的中介作用。以语言为中介的对价，从一般导向个别，从机械导向有机；而以货币为中介的对介，从个别导向一般，从有机导向机械。
在《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中，福克斯与米勒提出了“公共能量场”这个概念来代替市场的概念，作为交换的容器。当我们进行的交换不仅是商品交换，而且是服务交换时，语言所起的作用就更大了。
市与场的概念是不同的。场，是一种此在的有机空间；而市却是机械的、原子化的普遍联系。“成行成市”，说的是原子以普遍的、社会化的方式相连接。“场”只是“市”落脚的地方。在自然经济中，人们只是在场中交易，而缺乏市所要求的那种真正的社会化；在工业化经济中，人们只是在市中交易，场的局限性正是市所要克服的；在信息化经济中，人们重新回到“场”中进行交易，市变成了互联网，场具有生命有机联系和“此在”这双重意义。至于它在现实中对应的是社区、P2P还是别的什么技术形式并不重要，那只是对价的具体技术方式。
场的好处在于，它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务，7×24小时地响应每一“此在”的个性需求，而不是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设计的把自己的一般利益委托出去，过四年才有权要求代理人回应一次。如果通过话语形式在“市”的范围内连续、并行地对价，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物物交换或劳务交换的合意价值链，从理论上说货币就不再需要了。比如说，A提供X，需要Y；B提供Y，需要Z；C提供Z，需要X……如果在互联网上对价的范围足够大，能够使这一供求链首尾相接的话，就会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市场出清后的自给自足经济，无须使用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作中介。货币不具有向象征交换方向对价的能力，语言却有这种能力，因为它可以让抽象的东西回到具体。
如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奇观：在纯工业化经济中，人们以货币为参照体系对价，通过交换将个别价值不断对价为一般通用价值，最后得到有钱带来的效用承诺；而在纯信息化经济中，人们以语言为参照体系，通过对话将一般通用价值不断对价为个别具体价值，最后得到以人为本的快乐满足。中间可能有许多过渡形态，但我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商品交换的最终去向。
语言交换的符号学
既然语言交换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就需要对语言与交换有关的特殊性进行一番研究。
本文科学派的代表人物梵·迪克认为，语义结构可以分为：音位层、字符层、词形层、词汇层、语义层（意义）、指称层和语用层等。自然语言有96个可区分和识别的结构要素，可以用三维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