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由相信，讨价还价--也就是意义交换--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定价方式。一人一价，也完全有可能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意义价值与交换价值可能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当交换价值相等时，意义价值不等；当意义价值相等时，交换价值不等。这实际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等价交换，只不过这里等价的“价”是指意义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在价格的形成过程中，交换价值围绕意义价值上下浮动，而不是意义价值围绕交换价值上下波动。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我称之为等意义交换原则。
期望理论很好地描述了这种价格形成的机理。这种理论认为，在真实世界中人们确定的价值，往往不是围绕理性的交换价值上下浮动，而是像抛锚那样将这个理性交换价值锚定在个人选定的某个参照系价值上，是这两个值结合形成的相对值，并以这个参照系为轴心上下波动。实际上，意义价值就是这个价值参照系。意义价值对每个人不同，它是形成一人一价的根据。
传统理论往往只注意到在这种情形下交换价值可能不等的一面，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交换要想成立，必有某种供求均衡力在起作用。只有达到一定的平衡，交换才会发生。如果交换价值不等，交换仍然发生了，那么答案就只剩下一个，那就肯定是意义价值相等。
换句话说，不等价交换只有在意义价值相等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在体验经济中，这种情况相当明显。比如刀郎，他现在演唱，与过去在乌鲁木齐歌厅演唱，付出的劳动、达到的水平、价值应该差不多，但现在的价格要高出许多，高出新疆其他许多类似刀郎歌手（如唱得更好的阿尔肯）的部分，我认为是意义价值。“酒好”说的是价值，“巷子深”说的是意义如何让别人认同，这种认同很可能是由某种不可通约的成分引起的感性共鸣。再比如，喜欢刘欢的歌迷，也许不喜欢S.H.E。S.H.E演唱的门票，对不喜欢她们风格的刘欢迷来说，可接受价格顶多与其交换价值相等；但对S.H.E迷就不一样了，在这个交换价值之上，他们愿意付出更多。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与之共鸣，意义价值可以直接验在自身。
如果你坚持认为，交换价值与价格没有区别，就是社会承认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我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交换价值与意义价值的不同。比如，某人把作为传家宝的一个金元宝，典当进当铺。显然，他只能按交换价值作价，而不能说这个金元宝有我个人的思念在里边，就应作价更高。同样，他赎回金元宝的时候，绝不会同意当铺拿一个同样含金量的金元宝还他，虽然两者的交换价值相等，但后一个金元宝，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价值可言，所以在他心目中的价值是不等的。如果非说这是主观的使用价值也无不可，但有一点，真正有意义的是意义本身，而不是使用价值本身。在涉及拍卖的商业模式中，拍卖品具有独立的私人价值。换言之，每个竞买人仅凭所掌握的私人信息就可以精确地对拍卖品估价，即使知道了所有其他人的估价信息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估价，这其中不排除个人对意义价值的估价。
实际上，这个道理对前现代经济也适用。原始社会的礼品交换，从现代性的观点看，可能是不等价交换，但当事者本人却觉得是等价的。原因在于，这里等的“价”，不是交换价值，而是意义价值。这个意义，可能是面子，可能是舆论评价，可能是人际关系，可能是地位，等等。比如，在夸富宴中，意义价值相等，表现为交换前后面子上扯平了。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别仅仅在于，前现代经济最终形成的价格中，可能不包含交换价值；而后现代经济最终形成的价格中，已包含交换价值。
只有抓住了“意义价值相等”这一点来看交换，才能抓住其中交换价值运动的规律。否则，我们从不等价交换中只能看到一片混沌。
后现代经济交换的基本原理
意义交换的市场
等意义价值交换，不意味着意义价值的可通约性。可通约性是指价值，而非真值。虽然存在真值对等、价值也相等的情况，但也存在真值对等而价值不等，或真值不等而价值相等的情况。这决定了等意义价值交换必须包含价值交换与真值交换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不以一般等价物为中介的真值交换，类似于物物交换。物物交换没有依靠货币这个中介，是直接的交换；物物交换建立在使用价值相等或欲望的个体满足相等的基础之上。同样，等意义价值交换，也可以是不依靠货币这个中介的直接交换，通过语言的讨价还价直接完成。
礼品交换就是典型的真值交换。所谓“礼轻情义重”，可以理解为价值较低，而真值较高。交换双方可以在礼品的真值层面形成等值共识，而不在意礼品的交换价值。
对价交换是现代意义上的真值交换。对价（又译约因），是指承诺被允诺、提供或做成的事物，它能使一项协议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对价是一种限制契约责任范围的工具，比如调解就是一种对价，调解以两造真值相等为准，而不以社会尺度作为交换的基准。
真值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