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集合内的价值数值，是效用值与一个不确定值、待定值的合成。不确定性和待定性，是价值集合本身的特性要求。
效用作为理性价值，是以均衡值或者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稳定值的。在市场中，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化，而围绕均衡值上下波动。在均衡值以外的所有点都是不稳定的，都有某种驱动力促使它发生变化，直到达到均衡。但价值集合内分布的每一点，都可能成为一个稳定解。这是因为在个性化定价条件下，有可能出现一系列针对参照点的局部均衡。这正是真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
价值集合可能是数值与语言的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结合。如果说效用表现了价值同质性的一面，那么参照点的得失更多要解决价值异质性的问题。异质性价值，既可能由货币符号表现，也可能通过语言符号表现，而效用只能通过货币符号表现。
从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将数值与语言、定量与定性结合起来也许不成为问题，但如果与现代经济学在能指的层面对接，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问题：原有经济学并没有与语言、定性分析的接口。为此，能不能从原有经济学的范畴中，找到一个定量维度来转化这个问题？品种这个长期被忽视的维度，就进入了分析的视野。
品种维度
以往经济学以数量和价格作为基本的维度，其中隐含了一个作为特例的假设，就是将单一品种作为品种的代表，假定在“品种”这个通用状态只缺省地选择了单一品种这个选项。以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作为特殊背景，一般讨论的数量实际上指单一品种的数量。也可以认为，在这里多品种被同质化为单一品种。
但是从后现代的观点看，个性化和异质性都要求品种由一变为多。多成为一般和常态，一仅仅是特例。这里的“多”，不是指同质性品种在量上的累加，而是指品种在质上的差异之“多”。有多少种不同的质，就有多少品种。这里的“一”，是指品种在质上的单一，无论有多少同一品种的产品，它们在品种上都是一种，而不是多种。
因此，价格可以由一维发展为二维。除了数量这一维，还有品种这一维。品种表示有多少种不同的质，这些不同的质在同一网络中彼此相互作用。这是用现代性术语切入后现代价值现象的入口。
品种与异质性
品种表面的解释是产品种类，实质上是指异质性。有多少品种，实际上是说有多少在性质上不同的元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王国成认为：“异质化就是将一个总体解构，考虑将其细化、深化为若干次一级的子总体，根据需要还可分化解构为再次一级的小总体，等等。而这些次一级的子总体具有不同的初始状态、互异的行为和学习模式，它们之间的联系则是通过各个子总体中的个体之间的交互行为实现，并通过众多的个体间的交互行为及其带来的结果最终实现整体环境的变化、演进，产生出我们可直接观测的宏观经济现象”。
根据王国成介绍的基于异质性主体的经济分析模型，可以把异质性模型化：“设Sb为考虑微观主体因素的行为特征集：Sb={利他动机、合作愿望、公平倾向、互利意愿、社会偏好、反应模式和类型等多种行为属性}，记经典的经济数学模型为：Y=f（χ）；将考虑行为因素的模型表示为Yb=fb（χ，λ），即在原有模型中引入行为参数λ，提出基本假设H0：Y-Yb=0。给定某一显著性水平，如果未通过行为基本假设检验，则表明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行为特征存在系统偏差，就是异质性行为，微观主体行为的变化对宏观整体结果影响的差异性就不可忽略。运用可控实验方法能够观察和测取行为参数值与Yb，只有在通过基本行为假设检验后，才能将主体行为看成是同质的，以保证理论在一定置信水平上的科学可行性和所得结论的可信度。”
当然，异质性只是质的一个方面，涉及的是质的离散性和差异性的一面；而有机性是质的另一个方面，涉及的是后现代的质的特殊的联系方式。如何用数理方法表现有机性（后现代的隐喻概念），是一个还没有定论的问题。不过，从经验观察已经可以大胆提出一个假设：有机性与报酬递增具有内在联系。当规模或范围发生变化时，以机械性方式联系的质，具有报酬递减的特性；以有机性方式联系的质，具有报酬递增的特性。
鲍尔斯：情境依存的偏好
偏好是价值的另一种说法。萨缪·鲍尔斯在《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中，提出了基于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的行为经济学思想的价值模型--情境依存的偏好模型：
“基本的形式化表述是：如果效用函数是用来解释实际行为的，那么它的自变量就应该是状态或事件的变化而非状态本身。因此，个人给状态赋予的价值取决于该状态与现状（或其他可能的参照状态，比如某一渴望水平或同等人所享有的状态）之间的关系。”这与我们说的“价值是效用相对于参照点的得失”是一个意思。
“假设ωi是一个表示状态i的向量，它是可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