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是信息，而不是物质和能量。个性化本质上是不确定性，是一种信息现象，即发生于信息空间这个维度的现象，与使用价值、价值都不处于同一个维度。需要在传统经济学中另建一个平行的维度框架，处理具体知识与抽象知识、扩散知识与非扩散知识、编码知识与未编码知识之间的循环。
这极大地逼近了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的现实，特别是为搜索引擎、为原始萌芽的人工智能发展趋势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学支持，从基础理论上说明了个性化与信息革命的内在联系。
经济学中的后现代价值观
经济学中后现代的“后”，是指“理性之后”，即新古典主义之后，偏离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各种学说。以往这些学说并不共享同一个基础范式，也没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后现代经济学用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对这些理论进行新综合的共享的哲学范式，从而将它们系统化地统摄在一种内核之下。
经济学作为独立王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能指体系的独特性造成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虽然有很强的洞察力观察经济问题所指，但他们的能指符号却难以同经济学相通。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对同一问题、同一观点的另一套能指表述。这就是专业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能指体系--尽管有些是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标准语言--表达的后现代观点。
经济学的祛魅与返魅
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是经济学的祛魅之作。在这部魅力告别书中，罗宾斯正式将笛卡尔的世界观引进了经济学，对经济学的世界进行了心物二元切割。在研究对象上，把属于心的社会现象（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情感化）统统驱逐，把属于物的社会现象（同质化、标准化、规模化、理性化）统统保留；在研究方法上，把属于心的研究方法（心理的、伦理的）统统驱逐，把属于物的研究方法（数学的、物理的）统统保留。这样，经济学就成了用研究物的方法，把人当做物来研究的专门学科。在罗宾斯的语义中，经济科学中的“科学”已特指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科学了。
进入互联网时代，这种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学，从对象到方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它的笛卡尔式（即心物二元式）的理论与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情感化实践的矛盾，它从根上解释不了现实。举例来说，效率与个性化，一个要求同质，一个要求异质，不在同一个维度。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效率，但无从解释个性化。效率高的，如“中国制造”，并不值钱；个性化的，如动漫，值钱却无解。这就是后现代经济学要出面的原因与合法性所在。现代经济学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是将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情感化放在一个统一的范式平台里，否则就躲不过经济学攻击农业生产方式时所说的“定制的，就一定是高成本的”这一指控，这就要求把“魅”范式化。
特韦尔斯基的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
特韦尔斯基在《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原理比较》中，对理性选择的三大基础--描述不变性、程序不变性以及前后关系独立性一一进行了证伪。而行为经济学，作为相反的“感性选择”学，对“感性选择”进行了系统化的总结。
行为经济学研究决策，不同于一般的决策理论，它的特色在感性决策方面。可以说现代经济学是理性选择学，后现代经济学是感性选择学，特韦尔斯基对此点得很透。他认为，感性决策（如各种直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理性决策所赖以存在的三个前提假设（如描述不变性等）不成立。他说：“描述不变性、传递性以及随机优势作为理性选择的原则被人们普遍认可，但这种认可并不能保证人们的选择通常就满足这些原则。”这可以视为对行为经济学决策理论的初衷的解释。换句话说，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之所以有后来的一系列研究，从出发点或动力来说是因为：第一，是想说明与理性决策相反的感性选择；第二，认为这种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的分歧，是来自前提假设这个根。
如果说哥德尔的工作瓦解了“数学人理性”，那么特韦尔斯基的工作就瓦解了经济人理性。他们的切入点十分相近，都是从元问题入手--哥德尔是从元数学入手，特韦尔斯基是从元经济学入手--将问题从理性的轨道中分离出来。他们都相当于在证明：仅仅在X点的轨道上，形式化、逻辑化地证实或证伪，最终一定会出现理性的（逻各斯中心的）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真值（相当于K域元素）。特韦尔斯基证明的是，X所赖以存在的基于逻辑和理性的形式条件是不能成立的。真实的世界在于多元化的价值参照点（相当于K域）的介入。
特韦尔斯基指出，“与描述不变性相反，人们根据选择的描述进行选择，而非基于它们自身的选择集”，“事实上，人们系统化地违背程序不变性。这一现象称之为选择逆反”（选择逆反又称偏好逆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非首选项不可能通过在选项集合中加入新的选项而变成首选的：这一假设被称为前后关系独立性。且不论它的简单和直觉力量，已有证据表明，人们的优先选择是被选项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