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新土改必然失败。如果能够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以博弈权和讨价还价权，则新土改将成功大半。”
农地入市也可能成为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土地的存量在一定时段内是有限的，假如按照现在这个速度，农地入市形成趋势，国内的粮食供给肯定会出现问题。现在仅大豆进口这一项，大概替代了国内3.5亿亩的耕地，如果不进口那么多的大豆，就已经出现粮食供给问题。虽然已经划定了18亿亩土地农田的红线，但是现在看来这条线预计很难坚守住。
土地是农民的第二生命，是农民幸福安稳生活的最后保障。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农民是最精于计算的“经济人”。就我所接触的多数安徽老家的亲戚朋友来说，他们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算得一清二楚。因为只要有七八亩的土地，哪怕只剩下已至耳顺之年的老人家耕种着这些土地，也足以保证一个人在农村的生活所需了。只不过，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的土地大面积撂荒，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降至极低。
农地入市，不仅仅是关涉调控高地价、高房价的问题，更是与中国经济长期安身立命息息相关的战略性问题，绝不能轻易大规模实施。
保障性住房建设如何突围？
全世界房价居高不下的城市不在少数。纽约、伦敦、中国香港、莫斯科、东京等城市的房价也是持续多年不断飙涨，但有意思的是，唯有中国内地的高房价引得民怨沸腾，让老百姓叫苦不迭。诚然，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高房价也让民众无可奈何，但是心里面远没有这般不是滋味。当“蚁族”、“蜗居”、“房奴”这些词汇成为青年人的代名词的时候，高房价就失去了真实需求的支撑。
造成这种鲜明对照的主要原因则是保障性住房市场的长期发展滞后。虽然近几年国家开始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市场的建设，但是出台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却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唱走了调，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渐渐脱离政策的初衷，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于是，经济学家茅于轼老先生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抛出了“经济适用房不应该建厕所”的无奈论点。
严格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房地产市场的概念应该要狭窄得多。长期关注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房地产市场只应该是城市的中央商务区【CBD】，也就是当前中国每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方都被冠以中央商务区的地方。商务写字楼、宾馆酒店、工业园区、中高档公寓、豪华别墅以及部分普通商品房，这些地方是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国际上大多数城市的极高房价，也多是指这些地带。因为这一块如果很繁荣，价格节节攀升，就说明这个城市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被看好，吸引投资的能力强。”
唐钧老师的概念划分，应该说能够得到大多数学者和部分具有大智慧房地产商的赞同。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市场与普通市民的生活应该没有很直接的关系。普通居民的住房问题，大部分应该依赖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而不是主要依赖商品房市场解决。
中国的住房保障市场本来不应该遭遇今天这般的尴尬。早在22年前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启动之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在“全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建设工作会议”上，就特别强调：“建立新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重点是大力发展经济适用住房。这既是这次房改的重要目的，也是房改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2000年12月，温总理在听取建设部工作汇报后又一次强调：“住房建设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以经济适用住房为重点的住宅建设的方针、政策不要轻易改变，二是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也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办。”
然而，到了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的所谓“18号文件”的出台彻底粉碎了普通市民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他们被赶向本应该面向富人、市场规则混乱和法规不健全的高房价商品房市场。经济适用房成了最低收入者的独有“专利”。不过，与之对应的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则成为部分富人的盛宴，开着宝马奔驰买经济适用房不再鲜见。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对财政和国内生产总值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尤其是在土地“招拍挂”的今天，廉租房建设只会减少土地出让金的收入。而对于房地产商而言，“无利不起早”，更是避而远之。
现在，中国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一时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总是“变味”；退，高房价将更为疯狂，所以无路可退。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国际上成功的经验，从而为保障性住房建设寻找新的突围思路，因为如果局限在现有思路，或许会不断重复过去的错误。
因此，在接下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必须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以满足中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的住房需求。从现行的国际房地产业发展情况来看，新加坡和香港的一些解决大多数人住房需求的经验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