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泡沫更为巨大。
中国发展的工业化道路还处于中间阶段，且产品不具备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更多的是价格低廉的初级产品，中国既没有完成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就早已完成的传统工业化，在现代意义上的信息技术工业化道路上，更是差距巨大，大多数领域的科学和技术创新都处于世界的末端。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经济肯定不能靠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维持长远的发展。当国有和民间资本大量集中于房地产业时，势必影响资源在其他领域的流动，对创新的必要投入也会受到抑制，最终丧失的将是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实力。
当前，中国富人的致富“路线图”十分离谱，房地产业成为中国内地富豪们最主要的财富来源。《福布斯》全球版副主编范鲁贤在200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发布会上说，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前400名富豪，发现“美国富豪榜与中国富豪榜最大的区别是房地产商在美国富豪榜的前40位中已基本消失，而中国有154位个人或家族房地产富豪扎堆在中国富豪榜前400名”。在200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单上，前10位超级富豪中有5人从事房地产投资，其中3人的财富完全来自房地产领域；前40位巨富中，有19人从事房地产投资。美国富豪榜与中国富豪榜的另一个巨大的区别是：美国有41位富豪来自文化媒体产业，而中国这一比例很低。
这一现象耐人寻味。当下，一部分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和少数学者等既得利益集团，在拼命地宣传房地产业应作为支柱产业发展以及其对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关键”作用，而对日积月累的隐患却缄默不语。
日本在房地产业崩盘后，由于其已经实现了民富，且拥有一批技术过硬的世界级企业，所以虽然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低迷，但日本至今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世界超级强国。而中国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因为中国缺少民富和技术两大因素，所以承受能力要比日本脆弱不少。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次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不会再度依赖房地产业作为支撑。实际上，从房地产业的本质属性来看，由于其存在被动封闭、依附性强和流动性差等特点，并因此使得国民经济难以实现良性循环，尤其是伴随着房价的不断高涨，对房地产的社会有效需求难以持续。故而，房地产业与一国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根本就不相配。
是的，房地产业支撑不起中国大国崛起的历史重担，只能成为中国经济凤凰涅槃过程中的巨大障碍。如此看来，我们再也不能放任房地产泡沫恣意膨胀！
“两头冒尖”的中国经济
除了积重难返的房地产泡沫问题，中国经济更为艰难的现状是“两头冒尖”。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专栏作家引用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名言来形容当前中国经济的“两头冒尖”的状况：成就巨大，但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成就已经足以让所有中国人感到自豪，但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存在着诸多长期积累而形成的痼疾性难题。
从宏观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来看，中国经济的内外两个方面都面临着严重的失衡问题。内部失衡表现在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造成产能过剩、消费需求不足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外部失衡则体现在国际收支账户持续十几年“双顺差”、外汇储备规模过于庞大、与贸易伙伴摩擦加剧、金融体系面临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中国2009年外汇储备余额达到2.399万亿美元，相当于G7的1.93倍，占全球储备比重达到30.7%，这是中国外汇储备自2006年之后连续4年稳坐世界第一的宝座。
内外部双双失衡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基础货币过量供应，这是因为海量的外汇占款和政府主导投资必然引起货币超发。货币泡沫膨胀的同时带来的问题是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的泡沫以及通货膨胀率的不断上升。这些风险在2007年之后已经成为人人都能体验感觉到的事情。
失衡之困、“两头冒尖”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根源在于既得利益群体在阻碍和扭曲着中国的更为深入的改革之路。
近10年来，国有企业虽然实现了股份制改造，很多企业还成为了上市公司，但是其由国家控股，并保持绝对垄断地位的本质属性并未发生改变。特别让人忧心的是，国进民退“开倒车”之风有愈演愈烈的迹象，尤其是2009年，中国经济的政府投资主导特征更是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1993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建立新社会保障体系的决定，然而17年过去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政府机构改革依然如十多年前一样进展不大，行政管理费在1995～2010年这段时间里，增长7倍左右，政府机构臃肿不堪和行政效率低下成为老百姓抱怨最多的方面之一。除了这些，法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迟滞，也使市场的正常秩序难以建立，而某些贪官污吏更能利用种种机会干预市场交易，以权换钱，大发横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