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所在的小城因财政困难，外出就医受到严格控制，父亲命在旦夕，却被多次诊断为没有大病，不同意转院治疗。当然，留置使医院日进千元的患者，那也是医院的理性。因母亲曾在这种诊断中过世，失去母亲的代价使我无论如何不相信当地医生的诊断。经多方收集信息，再考虑人际关系的禀赋，我决定将父亲送至位于沈阳的陆军总院诊治，一则沈阳离老家与大连均比较近，且有朋友帮助联系，同时因其是全军闻名的心脏病专科医院，老父与我均从心底对子弟兵拥有一种信赖。医疗过程由于专业的制约、绝对的信息不对称，医院的声誉在消费者决策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当我托朋友到陆军总医院联系好医生且安排好床位后，家里来信说，千方百计动用一切关系好不容易打通同意老父转院的关节后，附带一个条件，只能转往北京。物美价廉、有关系有信誉的陆军总院被排除在选择之外。仅此一举，老父的医疗费用就上升了2万～3万元。垄断的存在使我与国家均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虽然老父是离休干部，但自费比例不低），这一刀至少“宰”去我家上万元人民币。然而毕竟生命无价，我与家人又重新筹划北京之行。此前付出的搜寻及人际关系的成本均付之东流。
接下来的“两刀”来自北京的出租车市场。因为教学任务繁忙，我与家人商定，我与老父兵分两路在北京汇合。即弟弟与父亲从老家，我从大连分别在某日直达北京。我在北京站下车的时间为早晨6点，老父一行是早晨7点左右在北京南站下车。我仅从地图上知道南站大致的方位，且留给我的时间仅有一小时，老父长途坐车状况如何又让我非常担忧。因此，在北京站下车后打车去北京南站是理性的选择。
对北京的出租车服务我心有余悸。2002年4月我曾到位于建国门内大街的中国社科院办事，明知该院地址离北京站很近，但为了节约搜寻成本，我选择了打车，结果咫尺可达的距离，让司机绕来绕去跑了十几公里，钱没有省下，时间白白地浪费了，且增加了交通拥挤和空耗了能源。此次接老父的关键是节约时间，因此，在北京站与出租车司机经讨价还价为60元之后，我再三??调走最短的路线（正常打表走，遭遇到数个司机的拒载）。出租车风驰电掣，十几分钟便到了北京南站，我知道车价至少多要了一倍，但因我购买的主要是快捷，因此也没有怨言。可恶的是司机将我拉到离北京南站较远的路边停下，指着一个写有北京南站的路牌说到了。结果，我下车后又在胡同里走了相当一段路才找到北京南站。花大价钱购买如此的服务，我心中暗骂，首都的出租车市场实在是混乱不堪。
接到老父后还有乘坐出租车的问题。在等待老父亲的时候，我就开始了解出租车的行情。坐落在一个胡同里的北京南站附近有七八辆出租车待客。我分别与他们讨价还价，回答均是从北京南站到北京阜外医院的价格为40元，看来他们已经形成了价格联盟。我明知这里的价格有诈，但是将病弱的老父弄到一里地以外的胡同口再打车绝对是不理性，因此我忍痛割爱与老父等人坐上了开往阜外医院的出租车。一路上我要求司机打表，并给司机讲述了刚刚亲历的遭遇，且表明准备举报此类行为。我的软硬兼施毫无效果，司机面不改色地索要了40元钱，给我的发票竟然是昨天和前天的两张票据（这也成为不可推翻的违规证据，茫茫人海，我不可能在两天内恰好乘坐同一辆出租车，且有我当日刚到北京的火车票为证）。到医院一打听，北京南站到阜外医院的出租车价格不会超过25元。
如此连续地挨宰真是欺人太甚，“不是挨宰者太傻，实在是宰人者太狡猾”。他们占尽天时地利，让人防不胜防。我进而思考，这样的首都出租车市场参与举办奥运，岂不把国人的脸面丢尽？早已被文明礼貌、秩序井然的大连市出租车服务宠成“上帝”的我，愈发气愤难平，在父亲做完心脏手术后，我便在北京开始了举报行动。我先是按出租车票上写的举报电话号码给有关部门打了一个电话，对方说，必须书面举报才能奏效。一听此言，我立即明白此项目制度的设计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出租车纠纷非常频繁，有限的督查资源无法做到对所有的纠纷一一处理。提高举报者的举报成本具有筛选功能，它可以将稀缺的资源配置到情节较为严重的违规事件上去。试想，若不是“苦大仇深”，如何能将老父留在医院，自己打车去邮局购买信纸、信封、邮票，然后再字斟句酌地写举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