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部门难以启齿的出租车税费交纳问题。各诸侯领地的出租车税费交给各区地税分局及区出租车管理部门，各个利益主体均有“肥水不流外人田”及“挖他人墙角”的激励，各方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是分离均衡、诸侯割据。至此，解决这一市场分割现象的思路简单明了：那就是统一出租车的税费管理。
大连市出租车市场分割现象警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漫长，任务艰巨，总有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情结挥之不去。各级政府在非常辛苦地用“看得见的手”去为云为雨、普度众生时，是否冷落了那只“看不见的手”，它往往更具效率。
2002年5月
票贩子的效率--发生在北京站的故事
今年暑假，我有幸到北京参加一个经济学研讨班，耳闻国内一流经济学家谈经论道，时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慨。炎炎夏日里十余天高强度紧张兴奋的学习生活，虽收益颇多却身心疲惫，半懂不懂的经济学前沿理论折腾得我头昏脑涨。在学习期间，我接到在北京研究班结束后第二天去瓦轴集团公司讲学的任务。也就是说，第一天下午5点前，我尚在北京听课，第二天早晨8点我必须站在瓦轴集团公司的讲台上。北京的学习我舍不得错过半天，讲学的任务又容不得半点推迟。能否买上晚9点北京上车、早6点在瓦房店市下车的K83次列车卧铺票，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一夜之间，除这次列车外，我找不到任何能准时抵达瓦房店的替代品。我无法想象，已疲惫不堪的我再坐一夜硬座能否有力气站在讲台上，且不说还要讲整整一天的课（那也是一件力气活）。
这张票对我如此关键，除和会务组打招呼外，我还找了北京的两个朋友。由于要求实在苛刻，某日某车次不容半点松动，且是极难买的旅游热线，所有的回音不是车次不对，就是日期稍晚。而我只有华山一条路，无奈之中想起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格言，决定会议结束后立即打车到北京站，看看能否买到高价票。这张票对我的价值几乎无穷大，数数钱袋，我愿意并可能为其支付的价格为600元（平价为250元）。
我一到北京站立刻感到头皮发麻，只见3辆警车一字排开，车上赫然贴着打击票贩子的标语，广场上到处可见巡逻的警察。如此戒备森严的茫茫人海中，我到哪里去搜寻票贩子，而票贩子又怎能知道我是购票者，信息无法沟通，供需如何衔接？且时间已是晚上6点，又错过了和瓦轴联系的时间。此时此刻方悔恨决策失误，非多听这半天“劳什子”经济学（本可以买上下午1点的车票），将自己陷入如此狼狈的境地。事到临头只好去坐硬座，即使买站台票上车，站也得站到瓦房店。
不知是一脸焦虑还是行色匆匆传递了信号，忽然听见身后有人低声问道：“要票吗？要票跟我走。”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几乎是足月的孕妇站在我的面前。我忙问：“有K83的票吗？”“有，什么票都有，要票跟我走。”孕妇言罢转身就走，我一边惊讶票贩子的眼力，一边暗自庆幸“天无绝人之路”，于是紧紧地跟着那位孕妇，又听见一声低喝：“离我远点！”我只好远远地跟着她，孕妇在前面摇着扇子，迈着方步。??严打期间，在警察的眼皮底下竟有人如此从容地从事高风险的倒票活动，真真应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的一段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同时我不由得为票贩子启用孕妇做一线角色叫绝。孕妇做一线角色至少有三个好处：其一是隐蔽性强，孕妇更容易逃过警察那鹰一样的眼睛；其二是可信度大，在天色渐晚的时候，若是一个彪形大汉，我断不敢跟在后面；其三是容易触发同情心，一个临产的孕妇从事如此高风险的交易，讨价还价的对手往往会“心慈嘴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