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下，多吃剩饭的成本与收益。当吃下的成本小于收益时就该吃，否则就不吃。勉强吃下的成本首先是生理上的难受，俗话说胃是自己的；其次是过量的饭菜对身体的一系列破坏（据说最佳状态是八分饱）。而其收益至多是下顿饭少吃半碗。由此可见，将剩饭扔掉看做是浪费，将剩饭破坏性地穿肠而过看做是节俭，显然不是理性的逻辑。
1998年10月
太太经济学--信息少的收益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家庭的垄断地位逐渐被打破。社会舆论的宽松，离婚率的增加，使婚姻的进入障碍降低。面对着围城外潜在的竞争者，一些人到中年的太太采取的措施是加紧对先生的监督盘查，收集各种信息，生怕落得个“现代秦香莲”的境地。
然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由于搜寻信息需要成本，所以信息并非越多越好，当信息的搜寻成本过高时，信息少则具有效率。循着信息经济学这一理论，我对先生实施的是品牌忠诚策略，取得了信息少的收益。
实施这个策略，我是出于以下考虑。
1.先生的品牌已经取得了较高的信誉。
多年与先生朝夕相处，我对他知之甚深，先生是典型东北硬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买礼物不送花，从恋爱到结婚从来不言“我爱你”。面对这样的丈夫，我只好收起所有的浪漫，从平实的生活中去感受他对我的在意。和先生在一起生活没有心惊肉跳的激情洋溢，却能感受到安全与踏实。既然收集信息的成本太高，而假冒伪劣商品又防不胜防，我宁愿选择品牌忠诚以节省时间和精力。
2.获取信息少的收益还因为我比较自信。
虽说时光流逝红颜递减，然而善良、聪慧、贤达却具有永久的魅力。只要我不断努力发挥比较优势来完善自己，在竞争中也未必处于劣势，同时我还独具“先动者优势”。有名分、有法律保护，占据着天时地利。有谁如我了解他饮食偏好的酸甜苦辣，有谁如我熟悉他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白手起家，我们是一对衔泥垒巢的劳燕；异地他乡，我们是两条相濡以沫的旱鱼。即使不讲感情，不讲道德，不讲法律约束，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家庭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我们已成为彼此的专用资产，即使资源配置的均衡点不是帕累托最优，资源重组、要素流动也遇到了太多的阻力。幸福靠配置也靠创造，得到了“次优选择”也算是“令人满意”。
3.获得信息少的收益也是出于几分无奈。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无论如何也不能掌握先生的全部信息。况且谁愿意在监督和盘查中生活，物极必反还可能满足对方自我实现的预期。夫妻之间虽有婚约，却仍然是两个平等的主体，没有丧失重新选择的权利。夫妻博弈往往是双赢或双输，围城里空气稀薄，先生或太太都会感到窒息，常言道，“强扭的瓜不甜”，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要增强心理承受力。况且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苦不堪言，“维持会”式的家庭成本超过了收益。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太太将全部幸福抵押在先生身上风险太大，规避风险的策略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你所热爱的事业，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子女，都是你的寄托，有了他们你就永远不会孤独寂寞。况且年轻貌美从来就是相对价格，即使你是70岁的老妪，说不定还有一个80岁的老翁对你倍加珍惜。太阳每天都会升起，负心的先生离开，也许正是太太新生的一个契机。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信息少的收益并不是信息无的收益。在当今这个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家庭的守卫者的确不可掉以轻心，太太应掌握有关先生的必要信息，如工作的性质，收入的状况，朋友的品位，要做到抓大放小，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先生是一个风筝，任他在天上自由自在，一根线却应掌握在太太手里。
获取信息少的收益，太太就降低了搜寻与监督的成本，余下的时间与精力可用于教育子女、建设家庭、完善自己。即使先生萌生了走出围城的冲动，也让他因为有太多的眷恋、太高的成本而放弃。
1999年7月
孝顺的“代价”
结婚以来对先生最为感动也最为恼火的是他那份孝顺。身为大家族的独生儿子，违背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常让他十分自责。好在先生和我均在高校任教，一年两个假期弥补着这份缺憾。每到假期来临，先生便迫不及待地将妇携子，迢迢千里返回故乡，数十个寒暑，我们毫无例外逆向选择，直奔那黄沙飞扬的故土，以至于久居美丽的滨城，竟不识它严冬的温暖和酷暑的清凉。好在前几年交通费用不高且学校生活比较悠闲，探望父母的机会成本不高，探亲的收益支付孝顺的成本后尚有较大的消费者剩余。毕竟那是一份骨肉亲情，在公婆人前人后的夸赞中，我获得了一份心灵的满足，况且我父母和公婆同居一地，提高了我和先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