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资源配置的科学，是关于如何理性选择的科学，所以，它既与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等大事息息相关，也与企业的成本、利润、价格、产量密切相关。甚至普通百姓家长里短，生活琐事，也可以透过经济学的理性视角，显露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富有启发的侧面。经济学的历史虽然仅有200多年，但经济学的思想却源远流长。它起源于人类在适应自然、挑战自我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智慧。许多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道理，而通过故事讲授经济学也是钟情于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业内人士的拿手好戏。本文就这两个方面，各举一例，以便与读者一起感受经济学的魅力。
1.剥削：刘文彩VS周扒皮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刘文彩与周扒皮是南北两地知名度最高的地主。他们的故事，通过文艺作品的演绎与夸张，在那个年代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虽然都是欺压穷人的“阶级敌人”，刘文彩与周扒皮的方式却截然不同。刘文彩是四川大邑县的大地主，良田万亩，且城里有工商业。改革开放前，名扬全国的泥塑群雕《收租院》，描述的就是刘文彩采取“大斗进，小斗出”来剥削农民，即借粮与收租时使用不同的计量工具。此外，他还私立公堂，将交不起租的农民关进水牢。四川大邑县内的许多穷苦农民，被刘文彩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周扒皮是小说《高玉宝》的作者高玉宝家乡，东北地区--的一个小地主。他剥削穷人的做法是“半夜鸡叫”，即夜半三更趴在鸡窝旁学鸡叫，目的是诱发公鸡鸣叫，发出天明的虚假信号，以便延长他雇用的长工下地干活的时间。
同为剥削穷人，为什么刘文彩与周扒皮的做法如此不同？作为地主，刘文彩与周扒皮在解放前均拥有一定的土地所有权。除自耕外，他们还有三种制度可选择。其一为雇用长工，地主与长工签订购买劳动的合约，长工获得固定的收入，地主承担全部的耕种风险并拥有完整的剩余索取权。在这种制度下，长工理性的选择是偷懒，因为他努力的结果全部归属地主。而地主则努力地进行监督，因为他百分之百地享有努力监督的结果。其二是地主与农民签订土地承包合约，地主获得固定的收入，农民承担全部的耕种风险，并拥有全部的剩余索取权。若土地由一家农民承担，则这家农民的劳动投入必然是有效率的投入。因为努力耕种的结果百分之百归承租土地的农民所有。家庭亲情的纽带，使租地的农民无需监督便努力耕种。若合伙租种同一块土地，则租地农民之间会相互监督，这较地主监督更有效率。总之，较第一种合约，第二种合约对努力工作的激励更强。因而大大地节约了劳动的监督成本。其三是分成制，即地主与农民签订分成租地合约，地主将土地租给农民耕地，秋后算账的依据是合约中的规定。按三七或四六不同的比例获取不同的收益。地主与农民分担了风险，分享了收益。地主既不可能像第二种合约那样高枕无忧，也不用像第一种合约那样“半夜鸡叫”。他只要对农民的物资投入（如种子、肥料）及最终的产出进行监督即可。而农民的努力程度也介于第一种和第二种合约之间，因为他努力的结果只是部分地归自己所有。
面对三种合约的选择，为什么周扒皮选择了第一种合约，而刘文彩选择了第二种合约？假设周扒皮与刘文彩都有剥削的偏好，同样是理性的经济人士。他们不同的选择必有其经济学的道理。现分析如下：
首先，周扒皮是北方的专职小地主，而刘文彩是南方的兼职大地主。小地主处于原始积累阶段。除雇用长工之外，他自己还想亲力亲为地提供一部分劳动，在与长工共同劳动中降低了监督成本。且周扒皮是专职地主，没有城里的工商业需要打点，其监督的时间机会成本较低。此外，小地主雇用的长工数量较少，长工的劳动均在其有效监督的半径之中。而刘文彩则是进入享乐阶段的大地主，不可能去亲力亲为，且有城里的工商业需要打点。同时，由于占有的土地太多，监督需要委托代理，其效率必然低下，所以刘文彩采取一租了之的方案。当周扒皮采用“半夜鸡叫”延长长工工作时间以增加总收入时，刘文彩则采用“大斗进小斗出”的方式去盘剥农民。
其次，北方与南方有地域的差异。刘文彩地处天府之国的四川，其土地肥沃，自然灾害较少，即土地耕种的风险较少。因此，厌恶风险的农民有可能承担全部风险去接受承包土地的合约。而东北的土地虽然沃土千里，但自然气候的变化较大，灾年颗粒无收并不罕见，因此农民宁愿做长工而不愿去承担租地的风险。
最后，耕种品种的不同。南方多是水田及经济作物，而北方多为旱田及粮食作物。前者需要精工细做，劳动投入比较复杂，监督成本也高。而后者大田作物多采用粗放式耕作，劳动投入比较简单，监督成本较低，只要盯住种、铲、收几个环节便完事大吉。可见，刘文彩采取租地合约，周扒皮采取雇用长工合约与其所处的客观环境关系密切。
由此可以推断，采用分成制合约的地主与农民所处的环境必然介于刘文彩及周扒皮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