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生活节奏十分快捷，需要以最短的时间让对方明白你要传递的信息，“悟”就落后了。
换句话说，我们要尽可能地量化而不是仅仅靠“悟”来传递信息，这样做对简化企业管理、提高效率、提高企业所有人员快乐感都有明显功效。
我在上课的时候经常这样提问学生：在国有大型企业、机关，甚至大型民营企业中，哪一部分人员的心比较累，工作的快乐指数不高？回答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根据我的研究，我的答案是30～40岁的男同志快乐指数不高，比较痛苦。为什么？因为大机关、大企业中的高层领导“深谙”中华文化，上班时间一般不讲“人话”，整天就发两个音：“嗯”、“噢”，非常折磨人。你会问，这不是“人话”的话为什么总能“折磨”员工呢？
25岁的小张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大机关，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30岁的时候当上了科长。可是“张科”并不是小张的终极目标啊，还想着升“张处”、“张局”，这就需要得到“高局”、“李部”的赏识、提拔。不过机关里“高局”、“李部”的“道儿”可深了。
一天，“张科”遇见“高局”时打了个招呼，“高局”的回答是一声“嗯”。这可难坏了“张科”，思前想后不知道“高局”这一声“嗯”里面有什么意思，明显与前天的“嗯”语调不同啊！他得去“悟”。
第二天，“张科”递交一份报告给“高局”审阅，“高局”没有多说一句话，“噢”一声就应对了。“张科”回到办公室还是要悟这“噢”又是什么意思，怎么好像与上次的“噢”不一样呢？
小张整天想着领导的“嗯”、“噢”的内涵，头上的头发都掉得差不多了，他的工作还有效率吗？还会快乐吗？
为什么领导要用这不是“人话”的“嗯、噢”来应对下属呢？因为管用，你看，小张工作有成绩，领导看了之后对他“嗯”了，他还不应??有更大的成绩吗？小张猜不出领导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工作不得不努力，担心万一出现差错影响自己的“仕途”。
这虽是个笑话，但是现实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讲话要尽量直白、量化，少用“嗯、噢”这类模糊字眼，如此大家才能快乐、高效。
我们再来看看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不量化引发的问题。
众所周知，北京的交通堵塞现象很严重，很多人认为是车多、路窄导致的。这一点我已经在我的讲课中反复论证过：北京的堵塞不是因为北京的车多、路窄，而是因为北京的路文化气息浓厚。北京的路及门牌没有充分的量化描述，没有一定知识水准的人，在北京找路、找门牌是一件极痛苦的事。
一个外地朋友来北京后在学院路办事。到吃饭的时间了，因为他知道我在北京的学院南路住，一想太近了，就打电话让我赶快在学院南路附近的饭店点菜。可是我在饭店等了两个小时，朋友来了电话，告知我说不知道学院南路在哪里。为什么呢？因为学院路是条南北向的路，按照想象、常理，学院南路应该是学院路向南延长的那段路。可实际上学院南路是条东西向的路，而且与学院路有好几公里之遥。
所以，不能凭着文化的想象找路。美国多数城市交通堵塞现象少，就是因为他们的道路并没有被赋予那么多的文化内涵，美国绝大多数的路都是用数字编号的，只要是“识数”的人都容易找到。
交通堵塞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司机在一边开车一边找路，多数情况下找的是很麻烦的门牌号码。门牌号码虽然都是用阿拉伯数字编排的，但是它并没有量化，让人无法快速找到要去的地方。比如说，上海延安路的2655号在哪里？感觉很难找。原因就是我们的门牌编号的方式有问题。一条路，我们的门牌编号是从1号到N号，单数号在一边，双数号在另一边，这样连续下去，你无法预测你要找的号在哪里。再到美国城市看一看，这门牌号码是一条街一个号段，无论你是什么智商的人，都能迅速找到你要找的地方。中外门牌编号的方式对此见图6-2。
阿根廷是南美洲经济较发达的国家，20世纪的国民生产总值曾经达到世界第八位。阿根廷的建筑都是比较古董级的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比我国上海市区的街道还要狭窄，但由于它的经济一度很发达，所以整个城市有300万辆以上的汽车。
2005年11月24日至29日，我陪同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成思危去这个城市访问，在此期间，我们没有见到交通堵塞的状况。这么多车，这么窄的路，为何不堵车？因为这个城市所有路口都立着如图6-3所示的明显的门牌指示牌，清楚地告诉人们，这条街的门牌从700号到800号，你不用在这儿找不在此范围的门牌号--这才是实现了真正的量化。
反观我们的交通，不仅仅是门牌号码没有量化，就连十字路口关系到人身安全的红绿灯也没有做到真正的量化，从而进一步加重了交通的堵塞状况。
以十字路口车辆右转弯为例。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肯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开车到十字路口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