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国纶曾在一家媒体上口述了父亲去世的三个直接原因：民生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触礁沉没，以及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的“五反”动员大会。大意如下：
建国初期，民生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收支失衡，员工发不出工资，公司局面非常不稳定，卢作孚为此甚感担忧。1952年初，中央决定给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公司贷款一千万元（旧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卢作孚，原因甚不可解。因此，卢作孚至离去也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忧心如焚。
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2月6日卢作孚赴丰都察看，处理善后。当时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气氛紧张。对于卢作孚来说，这一事故无异于雪上加霜。据蒙淑仪后来回忆，那几天卢作孚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1952年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问题，卢作孚被特别安排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带头做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卢作孚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便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2月8日的大会对于卢作孚是一个极大的刺激，直接成为他自尽的导火索。
当晚大约7时，蒙淑仪到家后，厨工温师傅对她说，卢作孚回来时，交代说要睡一下，不要孩子们打扰，便进入卧室没有出来。蒙淑仪考虑到近来卢作孚过于劳累，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休息，认为这个情况完全正常，并没有意识到将会出事，还叮嘱孙女卢晓琪、孙子卢晓雁保持安静，让祖父好好睡觉。等了一段时间，仍不见卢作孚的动静，温师傅便进房间察看，发现他脸色有变，情况异常。
蒙淑仪遽逢大变，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慌忙挂电话到民生公司求救。连挂了数次电话之后，公司一位副总经理方携医护人员来到家中。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本应把卢作孚立刻送医院抢救，但是，公司来人竟没有把卢作孚送到离家距离尚不到百米远的仁济医院！他们只是把悲痛欲绝的蒙淑仪扶到其他房间，由医生给卢作孚打强心针，此时经护士提醒，才发现卢作孚服用了大量安眠药。虽然进行了简单的抢救，但已无力回天———卢作孚就这样走了！
待公司来人离去后，蒙淑仪才派温师傅去叫儿子卢国纶，他赶到家时已是深夜，强忍哀痛一面安慰悲伤过度的母亲，一面设法通知在渝的亲友，料理后事。所有的忙乱过去后，留下蒙淑仪和卢国纶为父亲守灵。
在得到民生公司的报告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对此事十分重视，当即派公安部门有关人员到家里了解情况，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专人和卢国纶保持联系。他们离去时，带走了剩余的安眠药片和卢作孚留下的遗嘱。2月9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代表军政委员会领导，到卢家对亲属表示了慰问。
2月11日，卢国纪一家从北碚赶回重庆，卢国维也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次日下午两点，他和妻子带着孩子赶回重庆家中。母亲、弟弟和姑母都在家里等着他。卢作孚的灵柩停放在客厅。他的面容安详，栩栩如生。
2月12日，是卢作孚出殡的日子，民生公司和有关部门做了周到的安排，送葬的队伍人数很多，灵柩从民国路家中一直抬到望龙门，再由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时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载运到南岸，葬在民生村附近的一个山坡上。
民生公司的一位船长在当天卢作孚出殡之时，拉响了船上的汽笛，为其送行。他说，是卢作孚把我从一个水手培养成为一个大船的船长，我应该纪念他。
卢作孚逝世后的第二天上午，政务院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派代表前来卢家看望。卢作孚的生前好友张澜和黄炎培，从北京发来了唁电。国内外媒体也迅速刊登了卢作孚逝世的消息。
民生公司总公司的职工和许多轮船上的船员在得知卢作孚去世的消息后，自动降了半旗。不少职工和船员，卢作孚接触过的或者没有接触过的，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知道卢作孚去世的消息时，都感到十分惋惜。1952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的上午，在首都隆重的庆典开始之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还曾对张澜说：“作孚先生是一位人才，真可惜啊！”
周恩来在卢作孚去世后，不止一次地询问了家属的工作情况，对卢作孚一家给予了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