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的时候粮食非常紧张。每次在国家危难的关头，蒋介石就很看得起卢作孚。让卢作孚当了交通部的次长，还当了全国粮食局的局长。因为当时粮食紧张，张伯苓校长为了学校粮食的配置操了很多的心。有一次，国民党想到，卢作孚是粮食局长，张伯苓是南开的校长，他们的私交非常好，是不是在粮食的配置上有私？一天，特务头子戴笠就带了帮人到南开来查粮食情况。结果发现卢作孚和张伯苓都是非常廉洁的，没有以权谋私。有一次卢作孚病了，他的家人想买只鸡给他吃，却连买鸡的钱都没有。他家里的家具多半都是旧的，有两件还是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直到去世，在遗嘱里面他还叮嘱儿子一定要把借公司的家具还回去。
晏阳初和卢作孚是20世纪享誉中国乃至世界的杰出人物，一个是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评价的“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的平民教育家，一个是毛泽东在50年代初将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并列，誉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家之一，搞交通运输的“中国船王”。他们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与梁漱溟一道并称为“乡建三杰”。思想上的相通，人格上的相敬，作风上的相似，使晏阳初和卢作孚不仅成为事业上相互支持和帮助的同志，而且成为终生不渝的挚友。
卢作孚和晏阳初的第一次见面应在1935年10月。那时，晏阳初去江苏无锡参加第三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会后参观了浙江县政建设实验县兰溪，然后到了南京，巧遇也在南京的卢作孚。晏阳初见卢短服布衣，一点没有大老板的奢华，他第一眼就对卢产生好感，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对于此次会面晏阳初十分高兴，返回定县后他在给平教会同仁作《关于出席乡建学会会议等经过情形的报告》时说，“在南京还遇到了卢作孚先生。他是四川的一个实业家。我们彼此相知已久，却从未会过面。这次在南京会面之后，一见如故。大家谈谈奋斗的经过，不禁引为同志。因为他在四川的努力，不仅是为四川而四川，目光也是注于全国，对于救亡图存的问题，非常注意的。他最近从广西回来，他认为广西的前途很有希望。他也希望我们派人到四川去帮他们的忙。”从此，他们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密切交往，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
晏阳初曾说，卢作孚“是没有进过大学而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人”。在乡村建设方面，他们更是志同道合，相互砥砺。鲜为人知的是，晏阳初还曾担任过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的董事会监察人和常务董事。
晏阳初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朋友，他家的大门总是对所有的朋友开放，大人小孩都是他最欢迎的客人。对卢作孚颇有研究的赵晓玲女士说：“卢作孚先生的朋友非常多，但可称为‘通家之好’的，也就是晏阳初。”“卢作孚先生从不肯麻烦别人，但可以让他的孩子在假期里住在晏阳初先生家里，晏先生也像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而严格地教育他们。”平教会南迁后，晏阳初一家先暂居成都，乡村建设学院建成后，又举家移居北碚，晏卢两家便多了往来。
卢作孚非常钦佩晏阳初坚持不懈献身平民教育的精神。有一次他在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演讲时说：“人都以为在美国很享福，你们的院长在美国募捐，住一个小店。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在洗袜子。捐款是天下最苦的事，其苦一言难尽。”这件事后来有人告诉了晏阳初，使他非常感动。
1939年初寒假和1941年暑假期间，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次子卢国纪到成都旅行，两个孩子住在晏阳初家里。卢国纪多年后深情地回忆到：“晏伯母是一个美国人，性格很开朗。知道我们要到成都去，他们全家人早已在盼望着我们的到来。我们住在他们家，受到了异常亲切的款待，使我们觉得犹如住在自己的家里一般。”“父亲的许多亲密朋友中，唯有晏阳初家的孩子与我们家的孩子相互之间最为亲切。他们家的男孩子成了我哥哥和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家的女孩子成了我姐姐和妹妹最好的朋友。”
1944年3月，卢作孚次子卢国纪为准备参加大学考试，卢作孚特地将他送到晏阳初家，与晏的两个儿子一起跟晏夫人学习英语，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晏夫人严格要求，规定在家只准讲英语，不准讲汉语，使其英语提高很快。
不仅如此，晏夫人还当过卢作孚的英语老师。抗战期间，卢作孚即开始思考战后建设和航运业发展问题，深感对外交流之必要，便利用养病的机会和工作之余学习英语。他虚心学习，不耻下问，向乡村建设学院教授孙恩三和晏阳初夫人许雅丽请教。晏阳初晚年还能回忆起当年卢作孚学习英语的情景：“抗战期间，因为得跟美国商人打交道，他跟我妻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时来读一点。半年之后，就能看懂英文报。那时他大概50岁左右，英语说得不算流利，简单的可以应付。”两年之后，卢作孚英语水平大有提高，“能轻易地阅读英文报纸和英、美刊物”，能熟练地用英语与外国人打交道。
1949年5月，卢作孚带着刚满三岁的孙女卢晓蓉与晏阳初、蒋梦麟等友人同机从重庆到广州。机上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