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特别是每当见到你舅父的时候。留心地查查历史，中国的几乎每一个家族，能得兴旺三代以上的少而又少；再考查一下近代与当代的资本家保持三代兴旺的我迄今未见，特别是暴发户，几乎是两代而衰。所为者何？概因‘富贵出骄儿’也！纨绔可怕，只晓得温适挥霍，毫不知艰辛，多大的家世能不败光？我因此在教育你们时格外用心，你们可也千万要时刻警策，万万莫堕落成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的瘪三儿啊！”
刘鸿生深知，光是说还是不够的，得有措施，用他的话说“要有非常得体的措施才行”。抗战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刘公诚（即六子念悌，）虽然刘鸿生先生从出生就很喜欢，但他深知“富不过三代”的道理，所以对刘念悌的管教从孩提时代起就特别严厉。聘请家庭名师，督导勤奋学习、遵守家规。在生活上绝不允许浪费奢侈，每月给1元零用钱，1分也不多给。刘家逢年过节都要向社会行善，每到旧历年末，要向穷人发粥票，凭一张票可到慈善机关领到一碗白粥。刘念悌经常跟着母亲出去散发粥票，目睹大批衣衫褴褛的穷苦人为了一张粥票而你争我夺，在幼小的心灵上深深地留下了社会不平的印象，产生了对穷苦人的同情心。严格的家庭教育使刘念悌养成诚实、勤奋、正直和节俭的品德，在家庭的行善活动中使他了解到社会上存在着不平等，这些对他的人生道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鸿生想到让孩子自理自立，经受艰苦，把刘念忠、刘念信乃至他的外甥陈昌吉等安排到舟山中学住读，而后输送他们出国留学，去自己感受生活。
刘鸿生的孩子们留学回国后，按说正是二十几岁学有所成的人了，就是到别家企业求职，在那留学生稀少如珍的情形下，还不谋个体面的职务？可刘鸿生却将他们一律放在小职员的位置上，而且均在底层。
刘念智留英七年，1936年回国后，刘鸿生让他到中华码头公司当一名普通的会计员，并且一再叮嘱不得特殊。这个公司不在刘鸿生的三大企业内，只是一个中等企业。刘鸿生告诉儿子：“一切要从头做起，从一个普通职员做起。我不喜欢你们一上来就做经理、厂长。”他告诫念智：“向码头上一切人学习。”“只有学会真本领，才能担当大事情。”“你要放下架子，放下小老板留学生的架子，做个普普通通的职员，和码头上一切人交朋友。”“不得特殊，要尊重上司，并且拜其为师，上下班均乘首、末班火轮，中午与工人一道吃饭。”等等。
抗战时期，刘鸿生的第八个儿子刘念信从美国回到重庆，被派在毛纺织厂当技术员。有一次同厂长发生了争执。刘鸿生知道后，立即责备念信说：“你在厂里必须遵守厂里的制度，必须尊重厂长的意见，我不许可你在厂里摆小老板架子。”
他的子女们也都理解他的苦心，都认真地从基层做起，熟悉情况，积累经验，体察艰苦，锻炼自立能力。虽说都接受了整套的西式教育，但也都承袭着传统的美德，对父母更加尊重，都不时有意地到父亲的办公室或乘家中聚会之机与父亲谈谈，一来有娱亲、交流之意，二来也愿听听教诲。后来的历史证明，刘鸿生的十三个子女无一骄奢、庸凡。
孩子们的工作，他总是给予耐心的指导，1936年，刘念智从英国回来时，正是刘氏企业周转困难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刘鸿生当时交给儿子一个任务，去看银行总经理徐新六，商谈连本带利转期一年的办法，接着就指导刘念智要“把刘鸿记的负债情况研究透彻，老老实实说明情况，回答他可能提出来的一些问题，诚实待人不弄虚作假，这是取得银行家信赖的最好办法。”刘念智按照父亲的指点去做，徐新六最后说：“你回国不久，就能够摸透你父亲各个企业的基本情况，很不错啊，以后希望和你多谈谈。”并且商妥了借款转期手续。后来刘念智调到华东煤矿工作，刘鸿生对他说：“四儿，你可要记住，酒肉朋友是无啥轧头的。要办大事，就得依靠成千上万的穷人替你卖命啊，你要办好码头，就得依靠码头工人，你要想办好煤矿，就得依靠煤矿工人。”
六子刘念悌1935年清华大学尚未毕业就东渡日本，考入日本国立帝国大学学习（该校后来改名为国立东京大学）。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刘念悌正在准备大学毕业论文，眼见祖国正在被日军铁蹄所蹂躏，处在存亡危机之中，爱国热情涌上心头，顿时热血沸腾，心急如焚，再也无法留在日本继续学业，毅然放弃获得日本帝国大学毕业文凭的机会，于7月9日匆匆搭船返回祖国，准备参加抗战，去延安参加革命。刘鸿生先生知道后，虽觉得很危险，很担心，也很关心，但绝不叮问，而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都长大学成了，都有了自身的志趣，我绝不干涉。”1938年年初，刘公诚从延安来重庆为抗日募捐时，刘鸿生竭力资助，使刘公诚筹得一大批医药物品，设法转运到了延安。
刘鸿生临终给刘念智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平生最担心的有两件事：一是怕企业倒闭，另一件是怕子女堕落，在我死后抢家当。现在这两件事都由共产党给我解决了，企业不会倒闭了，子女不会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