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财长，总理我也不当。……”
在上海交通银行俱乐部里举行的茶会上，周作民夫妇没有舞兴，一曲未了便觉心烦，退下闲聊。这时，一个不相识的人走近递过一只极小的信封。
“给周总经理的，回家再让他看。”周夫人接过小信封，想问什么，那人却不见了。
回到家里，周作民把小信封打开，里边只十余字：“母忧儿在外漂泊染疾，盼速归。”
“我以为什么大事儿呢，神秘兮兮的。”周作民不悦地取过火柴把那纸条连小信封付之一炬。
“那……”周夫人盯着化为灰烬的纸条，“那是啥意思？”
“一纸故作神秘的密令，‘母’是政府代号，‘儿’是我的代号，说是我在沦陷区有危险，令我撤到大后方。”
“那该如何是好？”
“理它做什么？”他恼火地说。“去重庆，哼，我没有疯，政府里我立锥之地都没有。1937年秋天，日军步步逼近，形势一日坏似一日，政府做什么事都不灵了，才想起我周作民，要我出任军委会的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难当头，我没说的，干了。遴选人员，筹集资金，组织机构……仨月下来一切就绪了，我的任命才发表见报，可不到两个月，他们两片嘴皮儿一碰：‘农产委员会撤销。’只此一言，我半年宵衣旰食的辛劳统统作废，成果化为乌有，心血付诸东流……现在不知道他们哪根筋出了毛病，又想拿我找乐……”
周作民心想：金城才是我的基业！我基业的十分之九在沦陷区。离开十分之九的基业我周作民还有什么用？还能于什么？现在局势表明，日军力量很强大，三年二年不会垮台，我必须设法在这种环境中维持和扩展已有基业。从个人安危角度看，留在沦陷区不如去大后方保险。两个选择，两种前途，一个是保险而无为，一个是冒险可以做事，我只有选择后者！
1942年5月1日，周作民吃过早饭匆匆登车，正要离去，夫人追出来说有电话找他。
“谁来的？”“没报姓名，只说是你老朋友。”
“自称老朋友的才难缠呢。”他咕哝着问，“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他已拿定主意：要是日本人便让夫人回话说他坐车走了。因为昨天下午清水董三来过电话，跟他套近乎说他俩是老朋友，要登门拜访等等，他推说安排了重要会议要马上前去主持才搪塞过去。可清水董三留了话：另约时间。清水董三名义上是外交官，实际是日本驻上海的特务头子。他上门何异于黄鼠狼给鸡拜年？
“听口音是中国人，说话很客气。”夫人回答。他回屋抄起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