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周作民……啊，公博兄呀，您几时到沪的？……昨晚刚到，兆铭先生也来了。那太好了，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在沪逗留两三天，住愚园路王伯群府上……好，我马上来。”夫人忧郁地问：“汪精卫、陈公博一块来找你？……我妇道人家不懂什么，可我怕……怕跟他们来往将来说不清。老百姓反日本反得这么凶，他们长得了吗？你……”
“这种时候不敷衍他们哪行？唉，难呐……”周作民握着右拳往左掌上一击，“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见了他们再说吧。你不必太担心，凭我与公博的交情，谅他不会太为难我，何况我跟汪精卫也有几面之交呢……对了，快把那治心绞痛的西药丸给我找来，我随身带着。”
见了他们，周作民想尽办法与他们周旋。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与陈公博说真话。他自信已把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一块找他谈话的原因猜到了八九分。“大概以为我在香港被侵略军吓住了，会就范了……”想起香港他怒火中烧，忘不了那奇耻大辱：
1941年12月8日，日寇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时空袭了香港。那天入夜，正在香港视察行务的周作民从权当防空工事的地下室爬出来，和他的好友何廉、徐国懋在干德道的一个院子里透气。忽听飞机引擎声响，他以为日机又来轰炸，疾呼防空。何廉告诉他休慌，当空一指说：“重庆派来的飞机，接大人物的。”
飞机远去，三人相对无语。良久，徐国懋提议找有关人士探听重庆方面的消息。何廉率先入室打电话。未几，消息探得：只有重庆方面列上名单的人士方能登机离港。
“还不是谁官大谁逃生！”周作民愤愤不平地慨叹。“官是不能不做的，而且得往大里做。”
日本飞机仍然轰炸。重庆飞机没有再来，周作民只有与闷酒为伍。
闷酒，喝到第十八天，香港政府在告罗土打饭店楼上扯起白旗，宣告对日投降。
周作民被日本宪兵拘禁！押进九龙半岛酒店，押进香港大酒店……一直押到1942年4月15日，又押上飞机，押到广州，押到台北，押回上海。
回到上海，说是自由了。可他失去的自由比被拘押时还多，天天有人找上门来！日本人、蒋政权人、汪政权人，黄金荣、杜月笙的人……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些人脸皮特厚，软磨硬泡，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避之不开，挥之不去，来头一个比一个凶，官衔一个比一个大……直至今日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一齐上阵。
周作民说着说着，表情陡然一变，痛苦不堪地捂住胸口左侧心脏处：“啊唷，啊唷……”
“你……你怎么了？”陈公博惊慌地盯着他问。
周作民吃力地指着挂在衣帽钩上的皮包：“那……有……药，快……快给我拿……拿来，心……绞痛得不行……”话未说完已躺倒在沙发上。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他们看着救护车把周作民送进医院后，多次派人询查医护人员。回答结果完全相同：周疾有三——喉疾、牙痛、心脏病。三种疾病以喉疾和心脏病两种为甚，第二种虽然较轻，却如俗语所说“牙痛不算病，一旦犯了要人命”。
从此，汪精卫他们再也不提请周作民出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类话茬。从此，周作民有了挡箭牌，挡开了日伪政权企图委任他的一切职务，诸如商统会理事长、商统会监事、米业统制委员会理事长等等。
那“挡箭牌”从周作民被从香港押回上海之日起便开始设计营造，帮他精心“施工”的是他的医务界的三位朋友，这三位医生当时在上海都小有名气。几年后，周作民真的患病，他们便成了他的保健医生。
1948年，周作民总觉心不踏实：蒋介石暂不找麻烦了，可是今天不找不等于明天不找呀……国共双方战事不断，鹿死谁手尚难预料……这个政府愈来愈让人无法依靠……不管结局如何，上海总是是非之地……走吧，三十六计走为上！
1948年10月8日清晨，一辆黑色美式小卧车风驰电掣地驶向机场。每临近一道岗哨，坐在司机旁边的高鼻子红头发副经理卫乐尔就把脑袋伸出车窗高举证件摇晃着。卧车一直开到飞机舷梯旁。卫乐尔第一个下车打开后排车门。
风衣领子竖起老高帽沿压得很低的周作民迈下卧车蹬上舷梯，须臾消失在机舱门内。
机舱里，卫乐尔拍拍周作民肩膀，指着自己的大鼻尖儿，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
“我够不够朋友……”周作民连连点头，但心里苦不堪言：六年半以前，日寇用飞机把他从香港押回上海；今天，美国人神神秘秘地护送他从上海飞往香港。在自己国土上总让外国人摆布，无论如何也找不着高兴的感觉。
交锋
周学熙与周作民有两次交锋。民国初年，周作民完成学业回到祖国。当时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他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首任库藏司科长。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北京，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也来到北京。
一天，新任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