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小毛哪肯吃这种哑巴亏，于是，他找严裕棠想问个清楚。不料这一问，却惹了一身臊。严裕棠倒打一耙，反而数落了他的一身不是，并说账房先生是他自己的人，还要他自己将此事说明白，并提出让他退股，褚小毛一气之下，一纸诉状将严裕棠告上公堂。
严裕棠接到传票，先是吃了一惊，马上又冷静下来。几年来，严裕棠在外面已建立了许多社会关系，既通洋人，又通地痞流氓，只是与官府没有联系。但他深信钱能通天，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人乎？于是他通过熟人，将上上下下打点一番。官方筹划完毕，又私下里将账房先生找来说：
“褚老板把我告了，你准备如何？”
帐房听了，忙点头哈腰说：
“一切听严老板吩咐，不敢妄言。”
严裕棠听了，点头说：
“我知道先生是聪明人，聪明人好办事，只要先生守口如瓶，将账面文章做好，我想该是万无一失了。”
此时的账房先生哪有不从的，自跟了严老板后，进账十分可观，远非昔日可比，他哪肯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何况，他深知严老板的厉害，怎得罪得起呢？可一想到打官司，不免有点胆战心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在严老板身上了，现在只能死心塌地跟定严老板，才能保证全家老小平安度日。想到这里，他咬紧牙关说：
“请严老板放心，这场官司绝对没有输的道理。”
作好账面文章，这是起码关节。办案人的心中非常清楚，他们见多识广，哪里会不了解暗中的勾当。当时机器厂很少，修配生意多，本来就是一项好买卖；为外国船作修配，更是利市百倍。另外，中外生活水平相差悬殊，外国船来华运输又可大发其财，因此，只求如期修好，可心满意，并不计较价钱。他们的小出手，放到机器厂已是大利钱，利润少则百分之五十，多则百分之二百。不赚已经讲不过去，哪里还谈得上亏损这一说法呢？要不是严裕棠有点背景，要不是严裕棠里里外外都已塞饱、摆平了，他们便要随意重判了。现在当然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拖一拖再说。
就这样官司从1905年拖到1906年，褚小毛几乎跑断腿，终归毫无结果。最后还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褚小毛也明知这场官司打下去实在没有意思，自己总算领教了严裕棠的本事，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也被拖得筋疲力尽，已无心再打官司了，有了早点了结的愿望，只是无人来搭这个台阶。
此时，有人已看出火候，便出面做和事佬。这个人名叫穆湘潢，是益泰轧花厂的老板。
益泰轧花厂与大隆业务往来很密切，自大隆开业之日起，益泰轧花厂便将机器修配业务交给了大隆。自从严、褚两人打起官司以来，机器修配便受到影响。即便他与严裕棠的关系很好，可他也不愿得罪褚小毛。因此，对此事他一直抱着回避的态度，不想介入。但是，他心里非常明白，即使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也应该出面。当前，事有转机，严裕棠和褚小毛的态度都已明朗化，何不顺水推舟呢？
于是，穆湘潢出面将此事了结。褚小毛同意按目前总资产的三分之一退股，严裕棠三日内如数付清。就这样，长达一年多的持久战便告结束。
矛盾
严家事业上的成功，导致内部矛盾爆发。严裕棠一共有六个儿子。长子严庆祥此时羽毛丰满，对两个弟弟弃而不用，极力提拔自己的嫡系。严庆祺忍不下这口气，便找二哥严庆瑞发泄：“大哥存心不良，为何将我弃之不用？”
严庆瑞闻听，说道：“我何尝好过，在大隆，虽说经理是我，但厂长黄朴奇是大哥找来的，副厂长唐志虞是大哥的亲信。我这个经理是有其名无其实，你以为我很滋润吗？”
“严家的财产本应兄弟们各有其份，为何大哥一人独揽？父亲难道不晓得吗？”
严庆瑞低头不语。庆祺见二哥不语，继续说：“大哥这样做是想独吞家产。我看他每日的花费甚大，财路从何而来？这其中一定有鬼。”
严庆瑞说：“这话算说到点子上了。你我兄弟若占据这些位置，大哥如何营私舞弊？他能瞒过父亲一人，能瞒过我们兄弟吗？”
严庆祺瞪大眼睛问：“真有此种事？”
“你何时见我扯过谎？”
严庆祥真的有私弊吗？一点不错，严庆祥对父亲一直执掌财政不肯放开是极度不满的，甚至是愤恨的，所以在暗地里也不时做一些手脚，隐匿下一些资财来，以应付自己的额外开销，以图自己日后的发展。起初不免瞻前顾后，后来也就满不在乎，觉得理所当然。
兄弟两人越说越觉问题的严重性，便双双来到父亲面前告严庆祥。
听罢两个儿子诉说的种种迹象，严裕棠也感到问题的严重。但怎样来解决呢？严裕棠也感到踌躇。这些年来，自己致力于经营房地产，疏于对厂务的具体管理，如果再统管起来，一则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再则也未必能一一管好。而严庆祥这些年来，驾轻就熟，一呼百诺，已是一把行家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