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启新公司股东开会，身为大股东之一的袁世凯家族也派人参加。会上，周学熙与袁家八公子、自己的妹夫意见不合，竟然掏出手枪来拍了桌子。
这件事让周学熙很受伤，不久他就宣告引退，不再过问北洋实业的事务了。
这年夏天，身心疲惫的周学熙到北戴河避暑。年近花甲的周学熙参透了人生的起落浮沉，面对着奔流不息的海浪波涛，回想自己几十年的流转生涯，突然顿悟“世间万物空如洗”，心中油然而生隐退之念。下面这首写于北戴河的小诗，真切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昔营小筑东海上，倏忽寒暑已十更。数椽茅屋虽云陋，千树槐柳午荫清。问余胡为甘寂寞，自来幽趣无人争。放眼不触尘埃障，侧耳不接市井声。槛外凌波沧溟小，杯中倒影星辰倾。”
他的儿子周景良回忆说：“我记忆里的周学熙可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他退休以后变得非常保守，就是一个穿着蓝布袍子、信仰程朱理学的老头子。他甚至反对子孙上新式学堂，他的孙子上学都是瞒着他的。他在家里设了一个师古堂，专门请老师来家里讲国学。”
退隐后，周学熙为家乡做了大量的好事，如捐资兴建农校，发展家乡教育事业；出资让乡民开发荒山，种树种茶；开办商业讲习所，学员学成后送到他亲手创建的北京自来水公司工作；开办医院，免费救治乡民。这些善事义举，让东至人至今受益。也满足了他想要积德远功的理想。
这位常常“着蓝袍，信仰程朱理学的老头子”在去世前，还曾写了一首这样的诗：“祖宗积德远功名，我被功名误一生。但愿子孙还积德，闭门耕读继家声。”看来他晚年时回归了中国读书人的耕读理想，从中国儒家理想中找到了精神归宿。
帮助
1901年，周学熙投奔山东巡抚袁世凯。周的父亲周馥与袁世凯曾共过事，二人关系甚好，而周学熙同父异母的八妹嫁给袁世凯第八子袁克轸，因此袁世凯对周学熙特别客气，委任他为山东大学堂督办，相当于现在的山东大学校长。
袁世凯在山东一面镇压义和团，一面积极推行教育改革。周学熙的到来，无疑帮了袁很大的忙。他在督办山东大学堂期间，采取了中外结合的教学方法，一方面以中国的传统道德约束学生，另一方面大量教授西方科学知识，决心培养一批现代高级人才来为国效力。袁世凯非常赏识他办学堂中表现出来的才干，不久袁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也将周学熙调到天津。
袁世凯刚上任就赶上了物价混乱、无钱可使的局面，幸好周学熙没日没夜带着人调查市场分析物价，接着开厂铸钱，总算将局面暂时稳定下来。过了几个月，袁世凯又给了他一个新的任务：“这天津的市面上的铜元是足够了，可银子还是远远不够啊，要是老百姓想买点高档货，还得用车拉钱，你看能不能想点办法铸出银元，同时将民间的银子给收上来啊？当然，咱可不能抢！”
“可以办银行啊，核算物价、产值，用白银制成银元发行，将铜元收回一些。”周学熙建议道。
“如果我手上没银子，咋办呢？”袁世凯再问。
“这个，只有和缙绅、富商们合办，让他们先拿银子出来，入股分红。”周学熙道。
“好主意，就这么办，”袁世凯恍然大悟，不就是空手套白狼么？“核算物价啥的你去弄，看需要发行多少钱就行了，入股开银行的事，老夫亲自来抓！”
不久，袁世凯以“整顿金融、稳定物价”为名奏请朝廷，得到允许在天津建立了一个官办金融机构——天津官银号，准备联合绅商合股开设“天津银行”，并以此为基础管制金融市场。
袁世凯的算盘打得贼精：老子一毛不拔，让商人们出钱。可谁都不傻，一些人嘴里打着哈哈，就是不给。袁世凯请了几次客都不了了之，很是郁闷，心想自己还真不是这块料子，只得让周学熙再想想办法：“你说说，怎么才能让这些人出钱，咱们来办事啊？”
“既然他们不愿意投资，咱不如先办钱庄，在官银号设立储蓄业务和商务柜，吸引社会上的人都来存款？哪怕是小笔款子，汇集多了也能成事，只要咱手上有了银子，铸银元就简单了。”周学熙回答。
袁世凯还是不怎么相信：“要是百姓们不干，咱能拿枪杆子逼着人家存钱？”
周说道：“大人，咱不是还有商务柜么，我们开通异地存储、汇款业务，另外发行银票，在天津存的钱全国都能取，就凭着您的面子，这银票流通全国官方钱庄估计问题不大吧。”
袁世凯一听眼睛都笑没了：“高明，高明，先把银子弄到手再说。这样吧，天津官银号总督办就是你了，你要把这事情办好。”
“感谢大人栽培。”周学熙正想好好大干一场，这一下，袁世凯无疑给他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天津官银号立马挂牌开张，周学熙一上任首先整顿人事制度。不讲资格，全看效益，银号自上而下都有存款任务，奖金与个人业绩挂钩。这样一来，职员们在利益驱使下，将各种远亲近邻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