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崇尚节俭不仅宣之于口、著之于文，而且施之于行，公私活动莫不如此，从不因为不是自己个人的而放松节俭的要求，这使其节俭具有了普遍性。在实业、教育和社会活动中，他总是精打细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对图纸设计、工程概算等，他总是亲自审定、严格把关，力争少花钱、多办事，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使之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晚年巡视河工，作为水利局总裁且已年过花甲，他完全可以坐轿子，但他却有时乘牛车，有时步行，甚至一天步行一百多里。身教重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张謇特别注意以自己的行动影响身边的人，帮助他们养成节俭的习惯，这使其节俭又具有示范性。他注意从自己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较好地发挥了表率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也因此赢得了人们的称道。日本人驹井德三就说他“人格高洁，奉己薄，粗衣粗食，持己甚严”。他建议学生降低伙食标准以救济灾区，自己与学校的管理人员及年方十岁的儿子与师范学校学生吃同样的饭菜。他平时生活十分俭朴，张孝若说乃父“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如果袜子、衣服破了，总是加补丁，要补得无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的。每天饭莱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鸭。写信用的信封都是拿人家来信翻了过来，再将平日人家寄来的红纸请帖裁了下来，加帖一条在中间。有时候用包药的纸或者废纸写稿子、写便条。他用空酒瓶做了一个塞子，寒天当汤婆子，告诉人家适用得很。有时候饭后吃一支小雪茄烟，漏气了就粘一纸条再吃，决不丢去。平常走路，看见一个钉、一块板都捡起来，聚在一起，重新使用。”其俭朴不仅令那些挥金如土的豪门巨室为之汗颜，也让普通百姓耸然动容。
张謇身为状元、总长，拥有巨额资本（1921年驹井德三估计达3400万元），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生企业集团的掌门人，张謇自不似那些贩夫走卒、升斗小民非节衣缩食就不能度日，他既有条件又有理由过奢侈生活。因此，他的节俭就格外引人注目。然而，他的节俭既非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之举，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他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结合自己深刻的人生体验和丰富的创业实践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节俭成为他一以贯之、终身不改的自觉行为。他对清苦的生活甘之如饴，对自己这一生活方式的选择自信自得、无怨无悔，从而在坚持节俭时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一贯性和坚定性。值得一提的是，他厉行节俭，做到我行我素，不在乎别人的道短论长，绝无丝毫的自卑与怯懦。相反，他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观点明白地昭示于天下。在争豪斗富、奢靡成风的年代，他无视世俗的偏见，特立独行，崇尚并力行节俭，并堂而皇之地以“啬庵”、“啬翁”为号，其胆识鲜有出其右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上流社会纸醉金迷、一掷千金行为的鄙视和嘲弄。
张謇总是把“勤”与“俭”相提并论，密切结合。事实上，他的节俭是与不断开拓进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都从属于造福社会这一终极目标。这使张謇的节俭带有崇高的公利性目的。张謇不是那种只进不出的土财主和守财奴，更耻于做金钱的奴隶。他一方面恪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信条，宁愿光明磊落地失败也不愿靠不正当手段去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社会本位、先义后利等宝贵遗产，提倡奉献精神，强调个人的社会义务。他认为，衡量一个人人生价值的标准不在于其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其为社会做贡献的大小。因此，不必过多地追求物质享受，而应树立远大的理想，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他曾表示：“吾人之享用，不可较最普通之个人增一毫；吾人之志趋，不可较最高等之古人减一毫也。”他在生产经营中精打细算、在日常生活中节衣缩食当然可以聚财，但其目的不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而是为了强国富民。张謇曾经说过：“人单单寻钱聚财不算本事，要会用钱散财”，又说“应该用的、为人用的，一千一万都得不眨眼顺手就用；白用的、消耗的，连一个钱都得想想、都得节省。”他较好地协调了俭啬与慷慨之间的关系，达到了聚财与散财的完美结合。他对自己要求严格，节衣缩食，而对有益于国家和民族、能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文教、慈善等公益事业却出手大方、毫不吝啬。张孝若则说其父“一生的家产都为利人利地方而一齐用完”，他把几乎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用于地方建设上去了。自1902年创立通州师范到1925年，为了地方事业，张謇捐献了自1895年秋创办大生纱厂起的全部工资、红利共150万元。他还将自己原有的及别人赠与的古董器物等无偿送给南通博物苑，又拿出家藏国书中的三分之二送给南通图书馆，作为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南通地区文化教育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忘年
梅兰芳和张謇的相识相知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忘年之交。1914年12月6日，张謇跟熊希龄、梁启超和诸宗元在北京天乐园观看梅兰芳的演出，并至后台道乏，由此而初晤。他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