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将这条铁路赎回拆毁。这种行径在现在看来十分古怪，盛宣怀也觉得十分可惜。这一外交交涉的结果无疑显示了清政府当局的颟顸，其过程却颇能显示盛宣怀的才干。李鸿章由此给他“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的评价。
从此，但凡李鸿章办理外交，盛宣怀多随侍在侧。1884年中法两国爆发战争，李鸿章上奏要求派盛宣怀署理天津海关道。天津海关是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参谋力量集中之地。在为盛宣怀的任命制造舆论时，李鸿章颇多“精明稳练”、“智虑周详”、“洞悉症结”和“刚柔得中”等赞美之词，且认为盛氏并非只通洋务，对吏治也有才干和经验，是皇朝首都门户所在的天津海关道的不二人选。
盛宣怀在帝国官僚体系中的上升势头不可谓不快。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署天津海关道，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1892年调任天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1896年后更是扶摇直上，历任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办理商务税事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等职。外事与洋务既是盛宣怀的晋身之阶，又是李鸿章在19世纪末权倾朝野的基石。1870年，盛宣怀在湖北主办煤铁矿，李鸿章寄望甚殷，一方面要求他徐缓图进，不要贪功躁动。另一方面，当盛氏发生动摇时，李鸿章立刻给盛宣怀写信，点破事情的利害：湖北煤铁矿的成败利钝关系到洋务大局；在举世瞩目的情形下，如果兴办不力，势必为对洋务心怀不满的官僚所笑话，并使洋务派大吏们在政治上陷于被动；李氏警告盛氏，湖北矿务是他北上为官的“立足之地”，不可不竭尽心力。
李鸿章既了解盛氏的才能，更希望他能在巩固洋务派势力的过程中有所作为。1884年盛宣怀主掌轮船招商总局，李鸿章曾去信说，希望他将这个洋务标本“做成铁板模样”，使“来者确不可移”。在信中，李鸿章说道，“至于寂寞身后之名，不知谁何之誉，一笑置之可耳”——这关于身后毁誉的猜测，是文人出身和自负道统的帝国官僚笔底常常可以看见的文句。但从李盛的相互关系看，这番话显然并非仅是李鸿章自我牺牲和自我陶醉的悲情意识的发酵，亦是互为知交的盟友之间的秘密谈话。
盛宣怀毕生感念李鸿章的发现和提携之功，他在给李氏的信中剖白自己说，“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然而，对未来历史的评价，盛氏似乎比李氏要乐观，他谦恭地说，未来的历史如果能将他的名字附列在李鸿章的后面，得以传世，自己就足慰平生了——也许是怕留名史册的愿望过于操切，他笔头一掉，自嘲说，“中堂得无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几人哉？遑论其下。”
1901年冬天，晚清重臣李鸿章与盛宣怀在位于上海的盛家大宅促膝交谈了两个昼夜——两天之后，李鸿章将奉慈禧之命，赶赴北京与列强谈判。
临别时，李鸿章留给盛宣怀六个字：“和议成，我必死。”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帝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两个月之后，李鸿章在京郊贤良寺郁郁而终。
死敌??盛宣怀与胡雪岩是一对实业界的死敌，各依自己的后台争斗不休。胡雪岩的后台是左宗棠，盛宣怀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宗棠与李鸿章有极深的矛盾。这就是胡、盛争斗的缘由。
19世纪60年代，英、美、法等国数次要求在中国建立电报线，清政府一次次加以拒绝。到了70年代，清廷对列强的设线要求，无论如何也招架不住了，只得同意他们设线，但做了个“电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的规定。然而英美等国对清廷的规定置若罔闻，不仅设海底线，而且架设了岸线。建立中国自己的电报线——盛宣怀与胡雪岩的心中不约而同地都有了这个念头，而他们的后台，分别是李鸿章与左宗棠。此时，左宗棠已被朝廷委派为两江总督。在他即将赴任时，胡雪岩乘机提出：“左公可知李鸿章打算办电报的事？左公不日将去两江，何不也试一试，压一压他的气焰也好。”胡雪岩接着解释了电报的用途：“我们传送公文，由一个驿站送往下一个驿站。若是架上电杆用电报线，这头发，那头就能收到，速度非常快。那电报不仅在战时派上大用场，还有许多商务上的花样，架好了不尽财源一定滚滚来。”左宗棠听了急忙送上奏折，提出开办电报和通商救国的要求。李鸿章从李莲英那里探得风声，十分生气，盛宣怀宽慰道：“太后对此事一直犹豫不定，一些王公大臣和各地巡抚都表示电报必惊民扰众，变乱风俗。左宗棠一咋呼，大家会把反对的矛头对准他。等他们都争得疲了，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然后争取太后同意，在最短的时间内架成电报线。”没多久，盛宣怀悄悄地带着李鸿章的亲笔信来到上海，请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郑观应出山，共商办电报之事。正如盛宣怀之料，在皇宫里，为办不办电报的事，大臣们吵个不停，慈禧认为当务之急是迫使日本归还琉球群岛，电报之事还是从长计议。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