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其他外国资本投资中国银行业的方式与全球金融机构在世界各地的普遍投资方式大相径庭，这使得中国可以通过吸引外资并借鉴外部经验（特别是美国的资金和经验）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希望银行官员和各分支机构负责人能够加强自我约束，贷款项目负责人在批准发放贷款前要充分考虑借款人的长期信用能力和项目的未来资金流向。同时，中国政府还要求银行增加对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群体的贷款支持，这种支持涉及信用卡发放、汽车贷款、住房贷款等方方面面，要增强银行对于这一群体储蓄存款的吸引力。此外，中国政府也在致力于创建资产管理机制，以促进股市的发展。
2003年底，中国政府宣布将修改宪法，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此前，尽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私营企业发展活跃，其法律地位却一直没有明确。私有财产权清晰界定的缺失使中外企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通过宪法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标志着中国经济向市场化又迈进了一步，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投机。为了抑制房地产狂热，政府又把注意力转向了股市。
在中国股市，国外金融机构同样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股票市场的运作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资本分配方式，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股市还可以为企业提供额外资金来源，这些资金由股票持有人而不是银行提供。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批准建立了两个股票交易市场，一个在上海，另外一个在深圳。其中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主，有1000多家公司在上海上市。只有中国公民才可以在中国股市进行投资。在经历了最初的繁荣之后，中国的股市也陷入了停滞，交易量萎缩，局面直到2004年才开始改观。
中国股市与其他国家的股市不同。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它们只出售很小份额的股份，几乎没有审计报告标准，也不是以股票持有人的利益为目标。股市是中国政府为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注资的场所和途径。或许中国政府也曾经希望股市交易繁荣，希望通过股市将资本分配到成功的企业、惩罚效率低下的企业，但是却没有配套的金融基础设施来实现这些设想。企业互相购买并持有股份。新募集的资金还是要流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黑洞。2002年，中国股市的总市值约为6000亿美元，按照国际标准，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其中只有价值1500亿美元的股票在进行交易，其他股票从来都不曾易手。
2001年后，为了刺激市场发展，中国政府开始与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密切合作，并寻求全球市场监管机构的建议。中国一些优势企业开始在香港上市交易，参与全球资本流动，遵守市场管理规则。新组建的私营企业也开始寻求在中国的香港地区而非中国内地上市。2002年后，企业又开始将目光转向纽约股市。
2003年，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屈指可数。而2004年一年，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就超过了50家。帮助中国公司上市的投资银行家在过去5年中频繁穿梭于上海和北京，与监管机构合作，争取更多的中国公司能在境外上市，也争取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有所改观。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有过在香港工作的经历，对那里非常了解，有些人还曾经在伦敦、法兰克福或纽约工作过。他们想要发掘中国新一代年轻企业家的潜力，也想管理一些颇具吸引力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开募股方面的工作，结果就促成了高新技术网络公司和传统银行及保险公司的独特合作。
盛大、网易和九城都是同时提供网络游戏、互联网门户和手机短信服务的企业。这些企业与互联网泡沫时代的美国“新经济企业”有很多相像之处，它们的首次公开募股也都非常成功。大体而言，这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都只有30出头，长相还都有几分孩子气。他们要么做过游戏开发商，要么从事过程序设计或是市场营销。有些游戏是中国原创的，也有些是模仿韩国的。这些企业融合了日韩的网络游戏文化和硅谷的创业文化，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在对它们进行了专业包装之后，将其推向了美国投资者。以携程网为例。尽管其商业模式并没有明显的网络特征，在上市的第一天，该公司的市值还是将近翻了一番。它的主要业务就是整合中国的宾馆、饭店资源，通过电话预订方式为商旅人士提供房间预订服务。该公司计划在中国互联网普及之后提供网络预订服务。但是在网络服务时代到来之前，与网络挂钩所带来的市场竞争力也是让人难以抗拒的。
尽管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与“新经济时代”的美国企业相比，这些中国企业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们收益可观，可以在21世纪初更为冷静的投资环境中，根据自己的收入和增长状况以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尽管各家股票的表现有好有坏，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企业的资质要好于10年前的美国“新经济企业”。从中美融合的角度来看，这些中国企业都是通过华尔街投资银行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资银行往往拥有了很多企业的部分股份，这些投资银行曾经在这些企业刚进入美国市场时为其提供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