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全球经济开始出现一系列莫名其妙的增长，官方统计数据与此前公众及学术界的预测都不一致。在经济增长、生产力提高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却直线下滑。这也与历史发展的常规轨迹不同。历史上，经济的发展几乎总是伴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涨，因为企业的生产能力常常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工人们往往也会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环境的改善，工人的工资也会相应的提高，当然，这同时也会加剧通货膨胀。但是，2002年，除了医疗保险有所增加之外，工人的工资水平并没有上涨，而通货膨胀率则下降到了1.5%左右。从2001年末到2002年，美联储大幅降低利率，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了1.25%。但是，美国10年期国债的全球利率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动，虽然一度跌到了4%以下，但基本上都是在4%～5%之间浮动，因为这一利率是由市场而不是中央银行决定的。用传统观点来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只要美联储一有动作，市场利率就会作出回应。但是在2002年，情况不同了。
2002年，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举动开始影响利率的波动，但是，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变化，也没有人把这一变化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联系起来。在过去10年中，中国已经开始购买美国国债。2000年，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还不到1000亿美元。2001年后，随着中国出口的增长和市场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越来越快。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接近7000亿美元，2007年接近10000亿美元，而2009年则已经超过了20000亿美元。最初，包括中国人在内，并没有人注意到这种趋势，人们也没有考虑到这种趋势对全球利率和美国利率的影响。即使有人注意到了这种趋势，中国通常也只是被视为美国国债的另外一个买家而已，利率的波动通常被视为正常调整，与中国并没有什么关系。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经济学家也都是这样看的，至少他们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探讨或争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经济学并不那么感兴趣，经济学家也不太关心中国的时政，而中国一些政府官员关注更多的也只是中国的国内经济而非国际体系，没有人专门对一个甚至其存在都很少有人相信的体系进行评估。
因此，2003年，美国经济对于很多分析家而言成了一个谜。几年后，在2005年2月，艾伦·格林斯潘在国会的听证会上承认，他自己也对“利率谜团”感到困惑，不明白为什么即使是在中央银行利率大幅波动的情况下，长期利率仍然保持稳定。
从那时起，这个谜团就一直困扰着人们。人们都在把谜团的成因归咎于中国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相关人士或组织没能够调整他们的测量模型与传统思维。统计学家们一直埋头于具体数据的测量之中，以至于他们忽略了外部世界已经发生的改变，而世界变化的速度往往超过人类在一定时期的测量水平和解释能力可以达到的程度。
一直让目光盯住贸易领域也是造成目光短浅的一个原因，这样做也无法全面了解中国经济转型的情况。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很难相信，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经济发展能够如此之快。报纸头版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数据可以说明中国的增长速度，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都以平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而且大多数专家都没有能够预测出2001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对世界造成巨大影响。正如一开始墨西哥的那个例子所暗示的那样，单单只凭数据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一直深陷衰退的困境之中，银行危机一直困扰着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本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倒退脚步和日本经济萎缩程度相比，还是小了很多。20世纪80年代末，当世界开始担心日本东山再起之时，日本的衰退已经显露出来了，尽管当时的日本经济统计数据还很乐观。与此同时，开曼群岛虽然没有得到全球认可，但是那里成了对冲基金的主要吸纳地。在世纪之交，开曼群岛多达万亿美元的资金为全球的抵押资产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设定了基调。
中国的成功与失误
并非只有美国和欧洲错过了经济的转折点，中国也没能完全抓住这个机会。2002年，中国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国内政权的过渡上。以江泽民和朱镕基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平稳过渡到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行事非常谨慎，避免个人管理党和国家的权力过大。在中国，由共产党掌握政权，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穷，党和国家是第一位的，个人意志要服从于国家利益。这既可以解释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又可以解释共产党领导人的任期制度。江泽民主席的卸任，这个过渡是相当平稳而有序的。虽然2002年的领导班子过渡耗费了中国领导人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们并未放松对宏观经济政策和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等问题的掌控。
对于那些一心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来说，经济比政治更加重要。中国共产党始终沿着经济现代化和发展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