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对于贸易的理解可能是错的，但中美实力平衡的变化却是事实。贸易并不是造成变化的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量激增，墨西哥生产的低成本商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这一度引起了人们对于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担忧，但仅此而已。没有人觉得墨西哥会在短时间内超过美国或是成为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对手。尽管美国各行业协会已经深深意识到了墨西哥低成本商品大量涌入所带来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并不会导致美国的衰落。1994年墨西哥比索贬值，美国政府对墨西哥给予了援助，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提示（如果需要有这样的提示的话），表明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实力平衡并没有因为贸易和制造业领域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改变。
如果中国的优势只是生产低成本商品，那么中国只能是另外一个墨西哥，只不过人口数量更多而已。在过去几十年里，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中国台湾，80年代的韩国和90年代的东欧国家在内，许多国家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削弱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基础。在一个贸易壁垒日益减少的世界当中，比较优势理论是适用的，该理论认为，哪里的生产效率最高，产品就会在哪里生产。发达国家把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进口低成本商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上，例如工人工资压力和工厂的倒闭，却很少注意到这些低成本商品所带来的好处。如果沃尔玛销售的DVD播放机是美国或德国制造的，那售价怎么可能只有100美元呢？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成本节约都是比较优势理论所能解释的，美国很多工人的失业也不能归咎于墨西哥和中国，而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普及的结果。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遭受了“9·11”恐怖袭击并出兵阿富汗，美国经济持续下滑，这些大事都在同一年发生。2001年美国的经济衰退主要表现在“库存衰退”上。此前，由于对强大的市场需求有很高的预期，各家公司，特别是电信公司增加了高技术设备的生产。在新千年到来之前，很多企业害怕“千年虫”问题导致计算机操作系统崩溃而投入大量资金购买高技术设备，而新千年之后，企业在这方面的投资开始削减，因此导致了大量高技术设备的库存积压。回顾历史，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每一轮新技术设备投资过后，企业都会减少用于这方面的开支。20世纪90年代末，各家企业都购置并安装了各种高速网络设备，它们需要时间去掌握如何应用这些新技术，学习如何使新系统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美国企业的技术设备支出急剧收缩，西欧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只是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与此同时，美国股市暴跌，各主要股指在2002年10月探底。但是，出乎很多分析家意料的是，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失业率仍然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
劳动生产率在整体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仍然能有所提高，这是传统的经济模式和历史经验所无法解释的现象。2002年，虽然美国经济实际上已经开始恢复增长，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感觉美国经济在下跌。2002年前3个月，美国经济增长超过5%，但民众感觉美国经济仍然在衰退之中。美国的整体经济数据与美国民众对经济的感知出现了脱节，并且这种脱节的趋势日益严重。例如，在2008年美国股市大跌和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发生之前，美国人就已经越来越感到不安，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的看法很是悲观。但是，在近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生产力提高的程度是惊人的。
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力应该是同步上升、同步下降的。然而在美国，自2001年以来，它们却经常呈现出不同的走向。原因是什么呢？技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新经济”浪潮中信息技术和设备的应用，企业的生产力得到了提高。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机器人能够进行汽车零部件生产，那就意味着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工人数量减少了。如果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按照每个工人的劳动产出来衡量的，那么，当企业在工人数量减少的情况下生产出更多汽车的时候，即使工人数量减少了，企业的生产力还是提高了。客户服务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应用了可以对客户历史消费情况和消费喜好进行追踪的服务软件，每个客户服务代表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处理更多的客户问题，这同样也会导致生产力的提高。
与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变化相比，人们关注更多的是贸易变动所带来的变化。原因之一在于，与中国的玩具制造厂相比，客户管理软件是无形的。同时，政客们在竞选活动中指责中国或墨西哥夺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比指责戴尔计算机或思科路由器更容易赢得选民的支持。2002年10月，在北卡罗来纳州希科利举行的一场国会竞选演说中，民众打起了这样的标语——“找到工作了吗？”“我的工作跑到了墨西哥，然后又去了中国。”如果标牌上说“我的工作让互联网抢走了”这样的话，那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