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要性，而是甲乙丙丁地开中药铺，将一大堆概念一股脑地兜售给消费者，没有主次，没有逻辑，没有重点。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谈到的：“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
对于广告来说，开中药铺的方法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它的错误在于毛泽东所批评的形式主义--不去思考产品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
卖点的提炼无论是对于推广革命主张还是销售产品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卖点找不到，后面的东西做得再棒也白搭。
卖点怎么找？其实找卖点不复杂，主要是从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出发。卖点不是产品的功能机理、科技背景、荣誉等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而存在于消费者的心智之中。
以婷美美体内衣为例，“美体内衣”就是抓住了女性的美体修身的需求，将美体的概念引入内衣市场。产品的广告叫作“美体修形一穿就变”，把你想变大的地方变大，想变小的地方变小。这就是“卖点”，消费者需要这个卖点，因为有太多的女性有这样的需求。
第六条罪状，不负责任，到处害人。
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广告需要对谁负责？需要负什么责任呢？
毫无疑问，广告首先要对广告客户负责，而首要的责任就是“卖货”。中国的广告界不需要才子，广告的目的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帮助客户把产品卖出去。而我们的广告人在做广告时是非常草率的，像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不预先研究”“不预先准备”“马马虎虎”“离题万里”，“看似才子，实则害人”。
广告对客户不负责，绝对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职业道德问题。我们的广告人自己洗脸时尚且照照镜子，而对待客户的广告却马马虎虎。这不仅会断送客户的产品，更会损害自身的职业形象。
第七条罪状，流毒全党，妨害革命。
第八条罪状，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这两条罪状的含义不言而喻，毛泽东说：“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广告何尝不是如此呢？广告人如果不端正自己的心态，不光是中国的广告业得不到发展，关键是决定着民族企业命脉的中小企业也失去了一只腾飞的翅膀。
广告的本土化问题说到底实际上就是如何“实事求是化”。中国市场虽然不成熟，但是正是因为不成熟，广告人才拥有巨大的创造空间，才有可能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营销道路来。
实事求是的广告原则要求我们必须走与消费者相结合的道路，与消费者进行情感和心灵的沟通，真正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考虑，替他们解决问题。西方的理论和经验固然重要，但是也没有必要将其奉为圣经。广告营销的真正教义存在于中国文化之中，存在于营销的具体实践之中，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做中国式的本土广告营销，我们认为要向三个人学习：第一个是孙中山，第二个是阎锡山，第三个是赵本山。
孙中山告诉我们做企业要有先进的理念。他用“三民主义”这样的先进理念推翻了满清王朝。
阎锡山告诉我们，中国式营销要建立自己的标准。现在中国人老按美国人的标准走，好莱坞给我们定了一个演艺标准，华尔街给我们定了一个资本标准。当年阎锡山虽然也是留日学生，但作为山西省的“CEO”，他弄了一个“窄轨”：无论是谁，你到我山西来玩，就得走我山西的窄轨。查阅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阎锡山当政的时候，山西的GDP是整个华北地区最高的。
我们向赵本山学习什么？学习“嵌入式营销”，将广告营销的定位嵌入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心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