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茫茫的黑暗中，发出生命的微光，带领着队伍走向胜利。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东方红》
一、商业时代的“摩西”
在《圣经》中，《出埃及记》记述了公元前1220年，犹太民族的立国之父摩西在上帝信仰的指引下，带领六十多万犹太人逃离埃及法老的残暴统治，摆脱奴役，实现自由，并最终建立自己国家的事迹。在后世的文化演绎中，摩西成了集领袖与信仰为一体的神圣符号。
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长征”与摩西领导的“犹太人出埃及”遥相呼应，同时照耀着东西方。
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评价道，“毛泽东是他那个时代的摩西”，“是带领中国走出黑暗的修道士”。长征曾是一场战争的退却，共产党人的命运前途未卜，然而，“毛泽东之于中国犹如摩西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长征把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锻造成一种强有力的军队，并且众人对自己的事业深信不疑”。\\[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胡为雄、郑玉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49、163页。
摩西的社会动员靠的是上帝的信仰，而毛泽东的社会动员靠的是新社会的理想，二者异曲同工，同样激发了追随者对未来的渴望，并最终造就了东西方两个伟大领袖。
在世俗化的商业社会中，法老与奴隶之间的斗争已成为历史，独裁者与革命者之间的斗争也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在市场经济中，如果还有一种对立的话，那就是穷人与富人、小公司与大企业之间的竞争。而领袖、道路与信仰是所有前进途中的企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二、“马背上的世界精神”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摩西，犹太人走不出埃及；如果没有毛泽东，红军无法取得长征的胜利。事实上，当代中国企业家对毛泽东的迷恋除了他灵活巧妙的兵法之外，主要是服膺于他的领袖精神。
“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曾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拿破仑的评价。
拿破仑是一位“革命的皇帝”，在这一点上他和毛泽东非常相似。所谓“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其实指的就是领袖精神，一种能够掌控世界的绝对意志。
事实上，在拿破仑称帝之前，他的领袖意志就已经将欧洲征服了。拿破仑的部下凡当姆将军说：“他的魔力令我迷醉，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如此魂飞魄散。我既不信神，更不相信魔鬼，然而只有在他面前，我就像个孩子一样禁不住浑身颤抖。为了他，我甘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美\\]罗伯特·格林：《诱惑的艺术》，刘春芳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86页。
具有领袖风采的人不但身受群众爱戴，而且还能激发他们的慷慨热情，使他们甘于效命于领袖的事业。一般来说，领袖的气质是“现实存在”“自我宣扬”和“外在形象打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领袖身上会体现为极度的自信、宏伟的理想和澎湃的激情，并最终让人们坚信，领袖就是“神”，就是“圣人”，就是指路的“明灯”。
毛泽东的伟人气质早已脱露形迹，他在青年时代就是学生领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曾在大雨滂沱的夜晚独自跑到岳麓山顶，就是为了体会一下《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境界。\\[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第33页。
1917年，他写下了“天地盖唯有动而已”的句子。他在《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写道：“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
毛泽东的卓尔不群增加了他的号召力，甚至他的怪癖都成了魅力，使很多青年学生愿意追随他。
对于后来的红军来说，毛泽东更是一位值得信赖和崇拜的革命领袖，这不仅源于他辉煌的战绩，更源于他融诗人、哲学家和先知为一体的精神魅力。他将飞雪视为“飞起玉龙三百万”（《念奴娇·昆仑》），把崇山峻岭看作战斗序列的一部分：“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十六字令三首·其三》）
美国的毛泽东研究专家罗斯·特里尔刻画了在1935年期间，这位中国“摩西”的领袖形象：“（毛泽东是）一位视野开阔的诗人；一位带着农民的精明和将军的眼光悉心研究地图的战略家；一位远离家人、朋辈，以哲人度量同其热切诚恳的警卫员交谈，或抽出片刻教给秘书几个生字的领袖。他的大多数重大时刻存之于孤寂独处中，然而他又像高山一样引人注目。在他作为中国的摩西的岁月里，他与大地谈心，与高山交流。”同上书，第155页。
更为令人惊服的是，这位与拿破仑一样的“马背上的摩西”虽然首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他本人却并不喜欢摸枪和带枪。在二十多年的战争环境中，他大概只挎了一天的驳壳枪。虽然指挥着人民军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