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推广上想尽办法和商务通拉近距离。名人专往商务通热闹的地方钻，商务通在哪里搞产品推介会，名人就在哪里搞新闻发布会。一句话，黏定你了。在广告上，名人更是紧贴商务通，商务通的广告语是“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名人马上就打出广告“呼机换了-手机换了-掌上电脑也该换了”。商务通虽然光火，却也无可奈何。商务通推出“连笔王”，名人马上推出“智能王”。
最要命的是，名人率先挑起战争，发起“价格战”，宣称PDA市场进入了价格战时代。包括商务通在内的其他厂家一开始抵制，但很快就招架不住，不得不加入了价格战行列。
战争还未结束，名人就在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栏目做了一次公关宣传，通过媒体讲了一个故事，说商务通曾经是名人的代理商。通过这样一个新闻由头告诉消费者，名人应该虚心地向商务通学习营销，名人不会营销，而商务通应该虚心地向名人学习技术，因为商务通没有技术。但是消费者买的不是营销，而是技术。PDA市场的技术含量本来就不高，技术问题一直是商务通的软肋，商务通哪壶不开，名人就故意提哪壶。与此同时，名人还煞有其事地向商务通发出结束价格战的公开信，实际上价格战就是名人挑起的。
结果，名人一夜之间名声大噪，市场占有率超过商务通3%。
锁定第一品牌，就能从众多竞争品牌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二品牌--至少在消费者看来是这样的。
可见，确立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是我们自身快速成长的不二法门。在市场营销的竞争中，竞争者就是你的敌人，市场与消费者就是要占领的阵地。面对竞争对手，我们必须与之对抗，通过打击对手来发展自己，因为正视敌人才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强大的对手能够让我们发挥出所有的潜能，对手越强大，战斗的报酬就越丰厚。击败弱小的敌人，不如输给强大的对手，因为即使失败，我们同样可以获得同情和尊重，为下一场战斗赢得舆论。这恐怕就是“亮剑”中除精神含义之外的营销学价值。
此外，在营销战中，一定要明确划出与对手的界线，并将与对手之间的差异加以夸大，这是对自己品牌进行准确定位的最方便也最有效的途径。
毛泽东在《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中说：“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限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毛泽东：《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12月。
与此同时，成熟的品牌都善于利用对手的弱点，将营销道德化，把公众的注意力牵引到对手那些不道德的方面上去，利用对手的空隙组织兵力，迅速发展壮大自己。在对对手的传播攻击中，利用战争的言辞，可以鼓舞士气，提高议价的筹码。
因此，我们着实应该感谢我们的对手，是他们给了我们运作的空间、腾挪的余地。有了对手，我们的营销就有了方向，有了选择，我们可以让他们互相残杀，也可以与其中一方结盟，如此等等。如果没有了对手，我们就无法正确地认识自己，更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将通向何方。
二、中国式营销的两个导向
毛泽东领导的早期红军队伍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不充足。“中国红军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美国哈佛大学的汉学家费正清教授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提出，在1926年中国所面临的革命形势下，毛泽东领导的军队能够崛起有赖于对共产党所扮演的角色和总体革命策略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和规划：“毛主张：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首先在于对农村不同阶级的细致和理智的分析；其次，经过实实在在的工作，确定在一定的革命时期和哪些阶级合作，反对哪些阶级；第三，中共在农村工作中的角色只应该是一个向导者或催化剂，而不是一个全知全能者。党的工作者必须密切考察农民的需求和苦处、希望和畏惧。只有那时，党才能表达农民的要求，团结最大多数，尽可能缩小打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