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主义的残酷蹂躏以及一系列极端政治运动，让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滑落到谷底。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高瞻远瞩的中国领导人终于做出了英明的决策，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发扬光大中国人在私营经济上的悠久传统，打破贫困的枷锁。
当中国最早做出鼓励市场经济的决定时，将产业重点锁定在海外出口市场上显然是明智之举。计划经济的长期束缚导致中国消费者缺少能与国外消费者比肩的竞争力，但是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经商传统、负责任的政府再加上巨大的低成本劳动力储备（表现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共同缔造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跨越式发展时期。尽管按照西方标准，他们的工作条件相对落后，但中国依旧凭借让西方世界自惭形秽的速度积累起可观的财富。很多人甚至声称，中国在过去30年里积累起来的财富超过这个星球在历史任何阶段和地点积累起来的财富。仅仅一代人的时间便造就出3亿人规模的中产阶级（相当于美国的人口总量）。
但是在这段道路上，中国的领导人还是犯下了几个致命性错误，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了长期性经济问题。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不断走向极致，中国的经济规划者当然不愿冒着可能招致经济衰退的风险寻找新的产业增长点，因此，其政策设计始终未能摆脱巩固和扩大现有模式的轨道。严格限制人民币币值也始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虽然汇率管制有助于维护某些出口商（至少是暂时性）的竞争优势，但这种优势也让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人为贬值的人民币导致严重的国内通货膨胀、资源配置不当、资产泡沫以及外汇储备过量积累。因此，中国市政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维持着一种极度失衡的关系。
总之，在中国，国内消费者的客观需求始终服从于出口商的假象需求。与此同时，这也造成了美国贸易逆差的非自然增长、美元币值的人为坚挺，并抑制了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此外，这还导致全球货币战争恶化，造成全球走入经济死胡同的风险不断发酵。
尽管西方知识界为人类历史平添了很多伟大思想和重要成就，但中国却令人匪夷所思地选择采纳西方最不符合逻辑的思想之一：疲软的货币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这显然有悖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遗憾的是，还没有几个国际顶级的经济学家、银行家或是政治家敢于公开告诉人们：对于那些拥有坚挺货币的国家来说，这种货币能够为他们带来财富。
通常，一种货币的坚挺程度取决于其发行国的经济实力。相比之下，长此以往的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再加上中国出口经济刺激等外界因素的持续支撑，使得美元经久不衰。于是，我们也就迎来了一个完全颠倒的世界：中国拥有无尽的储蓄和有限的消费信贷，而美国却只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储蓄和充裕的信贷。值得期待的是，本书或许可以帮助某些中国人（尤其是执政者）拨云见日，放弃货币贬值以及把国际出口融资作为基本经济政策的愚蠢之举。
显然，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很多谬见的误导，比如，出口本身既是目的又是结果，而不是为进口融资的手段，以及就业比生产率更重要。人们未必一定要工作，真正促使他们甘愿付出的是消费品。因此，中国应努力营造一种为满足国内消费而最大程度促进生产的经济模式，而不是将生产变成一种创造低工资就业机会和出口的手段。
很多已经证明的路径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广义繁荣的目标。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以往的历史告诉我们如何以合理的方式实现经济繁荣并维持可持续增长。但是，随着我们无奈地走进不太成功的21世纪，美国却为我们提供了如何丧失这种能力的模板。和中国一样，历史上的美国也曾是一个以储蓄为美德的国度（持续坚挺的货币有利于刺激储蓄），人们也会把节约下来的钱用于投资、购买奢侈品或是做应急之用。现在，西方的经济学家奚落中国的高储蓄率为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与此同时，对美国人借钱花又能够对偿还不管不问的勇气大加赞赏。
目前，尽管中国正在落实很多正确的对策，但它的经济改革尚未完成。未来几年，中国将面对艰难抉择：是限制政府的膨胀，还是追求被西方民主社会奉为巨大成功的福利国家政策。本书指出，为改善教育、医疗健康、住房、养老保障和金融体系，美国政府竭尽全力施以重拳干预措施，但这种努力却未能换来政府绩效、效率和普及性的提高。比如，我在书中指出，为什么说美国政府对医疗健康的补贴及监管只是抬高了医疗成本，却对医疗质量毫无裨益。在大规模干预的控制政策下，这个灵活、充满慈爱精神、个性化和价格合理的服务行业已变成一个代价高昂、高度官僚化、极端奢侈的灾难之地。美国政府对大学助学贷款的补贴也面对相同境遇，它造就了一个外强中干、极端无效且成本畸高的高等教育体系。
虽然中国有机会规避上述失误，但它必须理性行事，而且必须当机立断。凭借几代人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积攒起来的实力，中国完全有能力阻止全球货币走向破产的恶性循环。不过，要将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