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学习要点】
中国的城镇化过程。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及其管理对策
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管理问题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及其改进
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
在公共管理中，如何统筹城乡社会协调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中国公共管理面临的新问题。从加快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的时代要求看，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最现实的选择。从经济功能特征看，城市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区域经济中心，发挥着吸纳和辐射的功能。农村作为城市的广大腹地，要求扩张城乡经济联系，让城市为其提供稳定而广阔的市场，对其进行智力开发与技术帮助，提供有效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这种不可代替的相互需要、相互结合、相互作用是城乡一体化的客观基础。本章将在这种经济联系中研究城乡公共管理问题。
城镇化进程中的公共管理
加快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在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中，统筹城乡发展是核心，是解决其他几个统筹的前提和途径，而加快城镇化进程又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措施，是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一、中国的城镇化过程
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而引起的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居住方式变革的过程。中国的城镇化起步于建国初期。建国以来，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原因，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相对比较缓慢，在艰难曲折中前进，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城镇化率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2005年的43%。
我国的城镇化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健康发展时期（1949～1957年）这一时期是我国国民经济处于战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的建设项目多数配置在大中城市，工业生产吸收了大量的农民进入城镇和工矿区，大城市人口增加较多，使得这一时期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基本是协调发展的，有力地促进了城镇化进程。1949年，全国城镇非农业人口为5，765万，占总人口的10.6%，到1957年，城镇非农业人口增至9，949万，占总人口的15.4%。
2.起伏发展时期（1958～1965年）这一时期我国城镇人口总的来说呈下降趋势，由1958年的10，721万下降至1965年的10，170万，占总人口的比重相应的由16.2%下降至14.0%。期间以1960年为界，在1958～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工业发展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1958年投资比上年猛增87.8%，2195个城镇安排了工业建设项目，一年内农村向工业转移的劳动力达3，800万，数量之多，旷世罕见，致使许多城市负担太重，市政建设欠债增多。1961年以后，党中央大量精简城市人口，充实农业第一线，同时提高市镇设置标准，减少城镇数量，城镇化率由1960年的19.70%下降到1965年的18.0%。
3.停滞发展时期（1966～1976年）这一阶段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国民经济遭到破坏，有效需求十分缺乏，城市停工停产，工业扩张无力，无法吸收城市自身的就业人口，结果导致从1960年起不仅是农民向城镇迁移停止，而且约有20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被下放农村，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三线”建设把大量的资金、设备、技术力量“靠山、分散、进洞”，工农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形成了各自封闭的社会单元，城乡二元结构更为明显，城镇化处于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中。据资料统计，在这11年中，城市化水平从1965年的18.0%降为1976年的17.40%；城镇人口增长极为缓慢，仅由1966年的9，965万人增加到1976年的11，342万人，年平均递增率1.3%，明显低于同期年平均自然增长率1.75%。
4.稳定发展时期（1977至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重新确认，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发展的主线是加强城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地位、强化城市的辐射功能。围绕这一主线推进的改革进程使城市面临机制的改革和制度的创新，割裂城乡的政策开始松动。1979年起，国家逐步放宽对农民从事其他产业和进入城市的限制。1984年，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镇落户从事非农业生产。1990年起，各省陆续放开粮食价格，从而结束了以户口制度为基础的统购统销制度的历史。在土地使用权上，允许有偿转让、租赁与拍卖，允许外商参与土地成片开发，不但改变了城市土地利用结构，而且大大加快了城市化发展速度。乡镇企业作为农民的一种现实选择，不仅带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