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善治离不开政府，更离不开公民。可以没有政府统治，但却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20世纪90年代以来善治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能够得以产生和发展，其现实原因之一就是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civilsociety）的日益壮大。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壮大，必然引起治理结构和治理状况的变迁，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尤其明显。
走向善治：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新模式
一、社会治理模式
治理和善治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或者说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以及由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构成的第三部门之间在管理社会事务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建立起相互补充、彼此合作的伙伴关系。在转型中国家，实现治理和善治首先应促进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这样才能为三方合作奠定必要的基础。实现治理和善治的主要途径是进行政府改革与创新，治理和善治理论为此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转型中国家的情况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政府改革与创新实践可以为丰富和发展治理和善治理论提供新的素材。同时，在总结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政府自身改革与创新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治理和善治理论对转型中国家也不无借鉴意义。
在总结西方国家政府改革与创新经验基础上，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中提出了新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十大原则：（1）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政府在解决公共问题上主要起“掌舵”作用，“划桨”的工作可以交由其他机构来承担。（2）社区拥有的政府。政府将控制权从官僚组织转移至社区民众。（3）竞争性政府。将竞争性机制引入公共服务的供给之中，打破传统的垄断体制。（4）有使命感的政府。引导政府重视产出和结果。（5）结果导向的政府。倡导节约，杜绝浪费，促成投入产出比的最优化。（6）顾客导向的政府。像企业一样以顾客为中心提供优质服务，并为顾客提供多种选择。（7）有事业心的政府。政府不仅要考虑如何花钱，而且还要考虑如何挣钱。（8）有预见的政府，政府应善于预见问题和作出预防。（9）分权的政府。政府应压平层级，加强雇员之间的参与和协作。（IO）市场导向的政府。善于运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公共问题，而不是事事都由政府包办代替。这十大“重塑政府”的原则对于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发挥了重要影响。实现这十大原则的政府创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政府内外关系的分权化，政府内部管理的企业化。政府将竞争机制引入传统上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中，通过“合同出租”、特许经营等多种形式使私人企业参与公共服务的供应，同时鼓励多家公共机构提供同类公共服务，从而打破公共服务供给上的垄断体制。在中央与地方、政治家与官僚、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等关系上，通过分权的做法，使地方政府、具体办事官员和社区组织获得充分的权能和自主性来处理有关的问题。在政府组织内部管理上，通过实行目标管理、绩效工资、成本核算等办法引入企业管理机制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二、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变革
在改善政治治理，促进善治，促进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向新的治理模式转变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的治理结构、治理方式和过程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和成就，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进行了如下一些改革与创新：
1.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充实执政合法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在扩大完善民主选举基础上充实执政合法性。首先，村级民主和村民自治有了很大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全面实行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制度，发展起了“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代表和村民代表议事会在代表村民参与村务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广大村民通过村民委员会和村规民约进行着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党支部书记实行“两票制”选举（又称“两推一选”），向全国范围推广。其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全国与地方政治协商会议分别在行使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和参政议政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人大在立法工作、重大事项决定、监督检查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工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大代表同选民之间的联系逐步密切，一些地方还建立了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制度，收到了很好效果。还有一些地方允许公民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并发言，或者将人大讨论的有关事项登报征求广大民众意见。第三，扩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工作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