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餐者和碌碌无为之辈难以找到立足之地，让更多的优秀员工时刻反省自己、否定自己，以获得更多的前进压力与动力。华为所谓的7000名员工大辞职，最终仅有100多名员工未能续约，淘汰率仅为14％，普通员工不必为此事忧心忡忡。事实证明，华为大部分员工还是有能力、有资格坚守原来的工作岗位。
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虽然在法律层面上保护了无固定期限的劳动者，但并不是要求员工向企业索要铁饭碗。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既不是铁饭碗，也不是终身制。法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制定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要和职工方面有一个平等协商的机制。在国有企业要有职工代表大会，在非国有企业要听全体职工的意见，有工会的企业要有工会代表，没有工会的企业要和职工代表平等协商。
华为实行集体辞职运动，在制订实施方案和赔偿方案之前，应该缜密思考，与多部门和职工代表协商，并在工会的指导下运作，切实维护员工的权益。华为不愿意失去一名优秀员工，但是坚决“零容忍”不思进取的员工。整个运动经长期筹划成熟后，高效运作，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实现了员工思想大转变，华为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萦绕在员工心头的阴霾也迅速退却，并没有引发什么社会问题。华为集体辞职运动的最终结果，不是人人自危，而是人人担当，大大提高了广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华为搞的这项运动，并不是一时之选，也不是专门挑在新版《劳动合同法》出来之前匆忙上马。这项运动过去也有，将来还会有。
孙亚芳，现任华为董事长，1996年她曾牵头搞了一次集体离职运动。当时，孙亚芳任市场体系总负责人，她的能力很强，曾经为华为打下江山、立下汗马功劳，也巩固了多个维度的市场体系。不过，孙亚芳自认能力不足，生怕辜负华为的期待，于是就牵头和带领市场部成员主动辞职，重新竞聘上岗。当时的集体离职运动，被叫作华为内部的“再创业”运动，这个运动促使华为的市场开拓能力大增，“狼性十足”。当然，在这次“再创业”运动中，也有一些员工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华为。
让任正非欣慰的是，市场部的集体离职运动促进了销售额的稳步增长。运动的结果是，岗位还是那些岗位，薪金也差不多，可是观念改变了，“等、靠、要”等一劳永逸的疲态思想没有了，到处都是主动出击、谋划攻击的“群狼”。
2000年，任正非在市场部“集体辞职”4周年纪念讲话中，高度评价了1996年以孙亚芳为首的那次历史事件。他说：“市场部集体大辞职，对构建公司今天和未来的影响是极其深刻和远大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组织只要没有新陈代谢，生命就会停止。如果我们顾全每位功臣的历史，那么就会葬送公司的前途。如果没有市场部集体大辞职所带来对华为文化的影响，任何先进的管理、先进的体系在华为都无法生根。”
2007年的华为“辞职门”事件可以说是1996年市场部集体离职运动的升级版，从人数和规模上都大大超过前者，原先仅限于市场部门的运动，后来扩展到公司多个部门，涉及高级领导到一线员工多达7000人。随着国际化发展，华为将在国外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中发起类似这种“涅槃重生”的集体离职运动，时刻激活华为的“攻击性”。
2007年，媒体对华为员工集体大离职的炒作让华为的企业形象一落千丈。在云时代的升级过程中，华为尝试通过更为开放的途径，让更多媒体了解各种运动的真相，希望能在第一时间将负面报道阻遏在源头里。
【向部分媒体开放采访资源】
华为向部分媒体开放采访资源，向合作伙伴开放技术应用，这些都是在云时代升级过程中坚持开放的实际做法。就连任正非也大胆开放自己，在媒体面前重塑形象。
2010年2月17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展的大厅里，一位精神矍铄、面带微笑的长者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展厅，他身穿一件黑色西装，戴着红色领带，配挂着锃亮的参展证。几位年轻的小伙子也身着黑色西装，簇拥在这位长者身边，不时攀谈着。
“哎呀，是任总！”“任总，来一张特写吧！”不知从哪里冲出几个国内的记者，认出了这位长者就是任正非，马上要拍照采访。任正非笑着说：“哈哈，没想到被你们抓到了，那就拍吧。”说完，他将双手放到背后，欣然接受了记者的拍照。
“咔嚓、咔嚓”，记者拍完之后，就向任正非请教有关接班人和上市的问题。任正非笑着说：“我还想多点时间看看会展。”说完就和参展的人们一起走入场馆，消失在人海中。
多年来任正非恪守低调，从来没有公开接受过媒体的采访。在这次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展上，他欣然接受记者的拍照，简直是破天荒的事情。同年，任正非提出要“改善与媒体的关系”，并向部分媒体开放采访资源，同时安排华为高层出席一些公开活动。
2011年4月，华为发布了2010年年报，并且第一次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