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意见不会直接表达
很多年轻人念了书以后，并未变得聪明，只是好像知识比别人多一点而已。因为在学校里念的书，什么理论观点都写得清清楚楚，他只要记住就可以了。时间长了，脑袋就僵化了，失去了判断分析的能力。一旦进入社会，他就发现，没有人会清楚地告诉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很容易一下子就混乱了。于是对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产生误解，以至于好心办坏事的情况时有发生，令人哭笑不得。
年轻人刚进入公司时，都是被领导者的角色，他要处处跟领导者打交道，如果不能明白领导者的心思，简直没法开展工作。因为中国人有意见，并不会直接表达，经常会拐弯抹角地说出自己的意思。当领导说些模棱两可的话时，若不能领会领导的话中真意，只会处处碰壁。很多年轻人没法适应这种情况，只怪领导不把话讲清楚。可是中国人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了中国人不会直来直往。这一点怪不得领导者，年轻人应该自己学会适应。如果被领导者不了解为什么领导者言不由衷，或者不明白自己如何建言献策，只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以下几种情况，需要年轻人细细领悟，领悟到了，你才是合格的被领导者。
第一，领导者经常是言不由衷的，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太复杂，被领导者需要揣摩。有一句话尤其让我们害怕，叫“隔墙有耳”。“隔墙有耳”真的会随时出现在我们身边，以前还会说：“哪里有这个墙啊？那儿没有人啊！”现在有针孔摄像机，放在哪里，你怎么知道？所以，以前的老话在当今社会尤其管用。
以前我们都把“千里眼”和“顺风耳”当笑话，现在却天天生活在“隔墙有耳”的恐慌里。现在爱用手机的人最容易泄密，很多人在洗手间里面打电话，洗手间来来往往多少人啊，你怎么知道谁在里面，谁在外面？你如何知道前后左右有些什么人？
所以，领导者在和被领导者说话时，经常言不由衷。并不是对被领导者不信任，而是真的难以知无不言。被领导者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揣摩领导的言外之意，而不能追问他到底想说什么。迫使领导把话讲清楚，只会让自己死得更快。因为你若逼他，他会想，我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还要问，我只能随便说一些假话了。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他的真实意图。很多被领导者到最后会感觉上当受骗，其实哪里有骗局，是你不懂得揣摩而已。
第二，有些话由于条件的限制，领导者不方便讲，被领导者要替他讲出来。其实身为领导者，越是位高权重，越不方便随便讲话，不管对外对内都是如此。比如，对外谈判的时候就是如此。现在大家都在学西方的那套谈判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在中国是要吃大亏的，而且是吃闷亏的。西方人的个性是：我充分准备，你也充分准备；我实实在在，你也实实在在；我对你诚恳，你也对我诚恳；一切准备结束，我们开始谈。而中国人会说：“那有什么好谈的，不要谈了。公事公办嘛！”中国人一开始不会完全坦白，因为对方会杀价，于是我们会这样想：如果一开始就说实价，你一杀，我如果一毛钱都不能让，你会觉得没有面子，但是如果给你让价，我就吃亏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我们现在学西方的“定价模式”，是不是很好的经商方式？其实不是，但却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被大企业牵着鼻子走，这是最可怜的。所以，我一直鼓励发展中小企业，少理那些大企业。大企业要学西方，让它们去学，与我们无关。
最适合中国人的谈判方式是，领导者不说话，由被领导者出面当恶人。这个原则运用得好，会为公司带来很大利益。比如，当对方把价格杀得很低时，被领导者要拿出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勇气当面反驳，然后再由领导者来打圆场。这样一明一暗，才能收到奇效。
中国人有很多时候是需要“丑话说在前头”的，但有些“丑话”若是由领导者说出来，杀伤力就太大了。而由被领导者说，即便伤害了对方的感情，领导者也可以用一句“年轻人不懂事，不要和他计较”来挽回局面，并且适当调整“丑话”的内容，做到不伤和气。
第三，中国人不是不喜欢说话，而是中国话多半不容易表达得很清楚。有些话本身已经相当暧昧，听的人又相当敏感，于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往往好话变坏话，无意成恶意，招来洗不清、挥不掉的烦恼，何苦来哉？所以中国人对闲聊很有兴趣，见面不谈正经话，专说一些没有用的，就怕先开口，泄露自己的心意，让对方有机可乘，徒然增加自己的苦恼。闲聊，表面看起来是在浪费时间，其实目的是让对方先开口，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形势。中国人明知“形势比人强”，时时不忘“造势”，说一些废话，正可以在不知不觉中造成有利的形势，何乐而不为？更何况，言多必失，废话说多了，对方难免会说漏嘴，透露一些有用信息，这样就可以明白对方到底是怎样想的，然后采取相应的应付手段。
年轻人应该懂得谨言慎行，何况初入社会，还处于人微言轻的状况，与其多开口，不如保持沉默，多听听人家都说什么。特别是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你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