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办银行的目的是什么？也有人说，我是因为贷款钱不够，好通过这家银行把钱拿回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十多年以来，在民生银行我从来没贷过一分钱，也没有做过一分钱的关联交易。这一点从事金融的同行都知道。
刘永好：由于机制的优势，激励发展和约束上做得相对比较好，民生银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监管部门从中获得一些经验，对于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也有一些借鉴，民生银行也是率先上市的银行。银行发展了，我们得到的是它的分配收益，它的股权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收益。拿我们当初投资的钱来比，肯定是超过十倍的回报，每年有超过一倍以上的回报。当然在民生银行里，我们只是派了一个董事，一个监事，人并不多。但实际上，作为一个主要的股东，它的几乎每一步发展战略，我们都做了重要的参与，其实是很操心的。
企业的加减法
刘永好：我们的企业在做加减法。我的企业有两百一十多家，以前绝大多数我是董事长。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我大概一天半就要开一次董事会。而且这些企业在全国各地，有的在海外，我开会都赶不上。董事长不出席，会怎么开，这显然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做减法。
刘永好：另外，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让最优秀的人员出现在最重要的岗位上。既然我做减法，就要让一些年轻人到第一线去，去锻炼，去发展。这是企业的加法。几年前，我还身兼五十多个董事长、四十多个总裁的头衔，现在只剩下四个董事长、两个总裁。这次民生银行的改选，我们推荐了一个年轻的员工进董事会。他三十多岁，金融专业的，北大的高才生，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过很多年。他当然比我更专业，更年轻，更有精力，人也很正派。更重要的是，让这些年轻人走到岗位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企业在不断发展的象征。
陈 蓉：您说到起用年轻人，我还想问一下。很多国际成功的大企业，像微软和巴菲特，它们只打理自己的主营业务，然后拿着主营业务所获得的利润去投资，交给专门的基金管理公司、专业人才去管理。你们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刘永好：事实上我们有一个投资公司，我们也在做专门的投资，而且做得非常不错。很多人就在上海、北京、深圳做这个事。我觉得这部分让一批优秀的、年轻的、专业的人去做，让他们去研究、去考虑，我们只是做一个投资人。而我自己的主业、精力主要集中在农牧业，这样是对的。
刘永好：在我心目中，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是我的母亲。我母亲对我的教育、帮助特别大，并且在我们创业初期，她给了我们很多鼓励和关爱。她教我们怎样善待员工，善待客户。我卖鹌鹑蛋的时候，她就守在成都的总店铺，那条青石桥大街是当时全中国最大的一个农贸市场，整条街都知道她，叫她郑妈妈、郑婆婆，人缘特别好。在她身上我学会了怎样对待员工，对待合作伙伴，对待普通人。
刘永好：我第二仰慕的人是李嘉诚先生。他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不断进取，事业做得非常成功。同时又比较低调，非常有社会责任感。
国际化不是简单地走出去，而是反过来推动国内企业的自身成长，来和国际企业较量。
刘永好说
我当过教师，当过农民，有了这些经历后，我想即便有一天我忽然什么钱都没有了，我也不怕。我还可以当农民，还可以一步步从头做起。我可能年纪大了点，但我干活会很勤奋，看门就把门看好，扫地就把地扫干净，老板还会认同我，也许会给我开高点工资。
我为新希望制定的新目标是：在未来的5~10年内销售额达到500亿元。在我看来，500亿元产值是成为世界级农牧业企业的最低标准。
我们是做养殖业起家的。我们养鹌鹑，看着鹌鹑下蛋，要给它们吃饲料，要给它们打扫卫生，还怕它们生病了，每挣一分钱都不容易。有了这种经历，我们就能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去创业。
我的问题很简单，他为什么能住到这样的房子？为什么能坐到这样的车子？尤其何德何能，能够被评为2006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
当年有一首歌，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金”娃娃。那么，他是靠手赚钱呢，还是靠后背那个娃娃赚钱？那个金娃娃是自己长大的呢，还是由他养大的？
回过头去，我仿佛还能看见当年我们打着赤脚、戴着草帽的样子。因为这种乡土味儿，我们了解农民、了解市场、了解社会。但我们还必须借鉴国际经验，走国际化的道路。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的企业才能更好地发展。
一个企业家应该有开阔的视野。我经常注意一些国际大老板在考虑什么。我了解很多大人物，他们的生活都非常朴素，看到他们的生活，你就不会铺张。
我一直有危机感，饲料业是个高度竞争的行业，几百家跨国公司在竞争。如果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企业就会垮下去。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建设现代农业，而现代农业的重点是怎么做大规模，用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