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侯为贵显然认识到必须让员工重新正视这个近在咫尺，却越来越远的对手—华为。“我们和华为是长期竞争。我一直强调，要敢于竞争，但有些不规范的手段，我们不会首先做出来。这是企业诚信的需要。但人家和你竞争，你老是君子也不行，过去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发优势还是要有的。面对竞争要有这样的勇气。”
2010年3月30日，在中兴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侯为贵突然宣布：开拓中兴国际业务，并一直领导公司营销部门的史立荣成为公司新的总裁，而一直被外界普遍视为侯为贵接班人，并被看好的殷一民，从此只担任执行董事一职。尽管之前几个月就出现了殷一民将离任的传言，但这则消息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也是在这一天，华为高调宣布了自己的2009年年报。在这一年中，华为创造了1 491亿元的收入，利润高达183亿元。根据这一数字，它已经成为仅次于爱立信的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商。相比之下，中兴2009年的收入和利润分别只有603亿元和24.58亿元。在报告中，华为还特别公布了一个数字：国内合同销售额100亿美元。
100亿美元，这是一个具有高度针对性和暗示性的数字。2004年殷一民就任中兴总裁时，领到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在2008年实现100亿美元的合同销售额。而此前，侯为贵公认的比任正非更成功的地方，便是更早地解决了接班人难题。虽然官方的解释是殷一民身体欠佳主动请辞，但外界还是更相信中兴与华为近些年差距的扩大才是导致殷一民离任的原因。过去，两家公司曾不分伯仲，但现在中兴的规模已经降到华为的1\/3左右。虽然不排除华为的数据可能有一些水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经由媒体一边倒的添油加醋之后，中兴的士气已经受到了严重打击。
但这也可能不是侯为贵作出这一决定的真实原因，因为客观来讲，殷一民并非干得不够出色，实际上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在产品和技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也并非没有按时在2008年完成这100亿美元的目标，问题的关键很可能是，侯为贵感到必须对此有所回应，给投资者和外界一个交代。
对他而言，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就是：即便西方的复仇并非不可战胜，即便中兴在未来的融合潮流中不乏自己的优势，但任正非将注定是他始终难以摆脱的一个对手，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对手。在这个对手的映衬之下，尽管在过去几年中兴也保持了远高于西方设备商的增长速度，但这远远不够，因为华为更好的表现将评价的标准整体提高了。
在投身深圳的创业洪流之前，教师气质已经在42岁的侯为贵身上打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或者说，他天生就是一名称职的教师，为人谦虚、包容，对下属总是循循善诱，充满慈父般的温情。相反，小他两岁的任正非却是一派典型的军人作风，强势、雷厉风行，严格结果导向，对下属奖惩分明，对敌人的打击不择手段。
两人的命运似乎早在冥冥中就注定要发生某种关系。侯为贵出生在南京，但最终却来到地处陕西的一家军工单位，与出生在贵州、籍贯江苏、在西南某部队搞研究的任正非同样归属军事系统中人。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里，两个已届不惑之年的老男人竟然不约而同地来到了深圳，并且都抱着一颗要干出一番事业，为中国的崛起作出一番贡献的雄心壮志。
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街道很小，商业区和社交场合更小，因此可以想见，两人一定不止一次碰面过，直到有一天两个人同时出席某个会议。关于这次会议，侯为贵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只是隐约想起他可能就是在那个场合里第一次见到任正非的。
“我们都是去开会的，这个行业不大，彼此算是认识了，但没怎么聊，他们那时刚刚创业，很有干劲。”这是他关于这次历史性会面的全部记忆。那时的中兴已经走上正轨，而且戴着国有企业的帽子，而华为仅仅是一家没有名分、刚刚起步的民营企业。可以想见，任正非在那样的场合一定还是个不怎么受待见的小角色。但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以一种相对友好的态度出现在同一场合。
从那以后，仅仅有过一次正式见面的他们开始在一种似乎完全不受各自控制，但注定在彼此为敌的轨道中越陷越深。尽管已经10多年过去了，想起这个老对手，侯为贵首先想起的不是这次稍显友善的会面，而是1998年两家公司对簿公堂。那时，两家公司均认为对方在销售时不该用夸大的方法比对彼此的产品，但显然侯为贵对首先发起诉讼战的任正非不能原谅。“做营销怎么能那样呢？”许多年后，每当提起这场官司，侯为贵仍然百思不得其解。
1998年这场官司对两家公司的关系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中兴处于领先位置，而华为是跟随者。侯为贵身上似乎具有一种敏锐把握政治风向的超常智慧，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若干年是至关重要的。他不像很多急于摆脱经济上贫困的纯粹的创业家那样，将自己定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