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中国电信业的投资萎缩期，小灵通成为最大的亮点。以2002年为例，尽管中国电信业整体投资减少了，但两家固网运营商在小灵通上的投资却超过了100亿元。由于中兴始终处于一种加速前的准备状态，很快便对突然涌现的需求作出了反应，成为约40％的系统设备的供应商，这就让公司获得了一笔“意外之财”，可以弥补因为固网投资降低带来的损失。
侯为贵的坚持很快就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据一项统计显示， 2001～2003年，公司小灵通的合同销售额分别达到23亿元、40亿元和80亿元，分别占到中兴同期全部合同销售额的17.1％、24％和33.3％。而与之相应的投资却非常少，即便在最鼎盛的时期，公司在该项目上的员工人数也只有300人，而员工工资是投资中最主要的部分。
“我们在小灵通项目上获得了不错的回报。”即便在10年后，提起这段坚持的往事，侯为贵仍然显得有些得意。
相对而言，CDMA面对的是另外一种不确定性。由于在2G的早期阶段，美国对运营商采用何种技术模式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致使采用统一的GSM标准的欧洲公司走在了前面，之后美国决定凭借CDMA奋起直追，并且将其视为一项国家战略，而中国则成为它逐鹿的战场。高通为争取使CDMA进入中国与中国政府进行了好几年的协商，其背后的美国政府更是将其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愿望挂钩，使中国政府最终走出了对此若即若离的状态，彻底地站在了CDMA一边。
于是，在随后的发展中，CDMA在中国的进展便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冷暖而呈现出奇怪的起伏。尽管早在1997年就在北京、上海、西安、广州4个城市推出了CDMA的试商用网络，但其前途依然笼罩在一种游移不定的氛围中。
对中兴而言，尽管GSM更为主流，但CDMA更具可行性。这种判断是由现实决定的。由于GSM的大规模商用已经进行了五六年时间，主要的设备商格局已定，而且它们在对待新的进入者时通常都采取少有的一致对外的团结姿态，因此除非它们自身放松警惕，否则中兴的机会已经很小；而CDMA的大规模商用才刚刚进行了两年，在这个领域设备商也不如GSM那么集中和顽固，而且单从技术上讲，它的确比GSM先进，加上政府在这个行业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只要中国推出这个标准，中兴就完全有机会分得一杯羹。
“即便中国最终不上CDMA，我们也可以卖给其他国家的运营商，它毕竟是2G时代的两大主流标准之一。”侯为贵不时用这样的话给CDMA项目组的员工打气。但到后来他不得不面对和小灵通同样的处境，除了他和当时负责CDMA研发、后来成为公司执行副总裁和首席技术官的谢大雄外，几乎没有人还认为公司应该将CDMA当成一回事。
和小灵通一样，市场上对CDMA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这声音被来自欧洲和美国的两股政治力量所拖拽，并被中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与中美关系战略所影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复杂状态与小灵通的游移状态一同作用于中国市场，让即便是中国国内消息最灵通的设备商也难以把握其正确方向。
到后来，华为便干脆放弃了抓住可能出现的中国市场的念头，就像当初放弃小灵通一样。华为极力将其纳入全球3G战略之内，将主要精力放在了3G的三大标准之一CDMA2000 1x上，这样即便中国市场真的如期启动，它也可以从中分得一杯羹。
但侯为贵仍然对中国市场如期启动CDMA抱有很大的信心，并且希望中兴有所收获，同时他也开始为CDMA进行全球化布局。早在1998年，中兴内部就已经将CDMA立项。到1999年，公司突然加大了人才投入，进行人才储备，研发人员从一年前的几十人猛增到400多人。到2000年，尽管国内形势仍不明朗，但中兴已经开始了海外布局。
在CDMA运营较为成功的韩国，中兴成立了专注于CDMA的研究所；在CDMA的大本营美国，中兴则通过位于圣迭戈（也是高通总部所在地）的研究所吸引到了来自朗讯、北电、高通等CDMA技术最强的北美公司的专家，其中就包括当时全球少有的几个研究CDMA-A接口的专家之一蒋建平，此人后来长期担任中兴美国分公司的总经理，利用其影响力帮助中兴在美国揽才；在中国香港地区，公司已经开始同世界首个CDMA商用网络的运营商和黄电讯进行接触。
与此同时，在与高通进行了持久而艰难的谈判后，中兴最终在2000年10月和高通签订了研发协议（该协议也是中国厂商中最先达成的类似协议），在该协议下，中兴就可以像北电、朗讯等公司那样采用高通的CDMA基带处理芯片，从而大大缩短了研发的进程，又解决了专利授权问题。之前，芯片一直是困扰中兴CDMA进程的最大困难之一。
就在这一年的12月，几乎是小灵通的政策首度出现放松迹象的同时，中兴成为第一家在CDMA基站、核心网和手机上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