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3年9月底，即在米勒锁公司与杰克逊兄弟合作以后，梅奥返回了大陆米尔斯公司。他发现，那套间歇休息制度也在其他几个部门采用了。虽然从总体而言效果不错，不过他观察到分拣女工的休息方法不好。有一次，她们按照他的指示躺下来，使她们的脚得到适当的支撑，休息之后，她们的精力恢复了，工作质量提高了。她们不工作时会坐下来和他谈话。梅奥从她们口中得知，他的想法于两个月以前在纺纱部门得到落实，效果不错：产量提高了，员工的福利改善了，工人的流动率下降了。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梅奥更关心的是工人对工作的非理性想法和迷信想法，而不是调整休息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疲乏的工人对他们的心脏、双脚、手臂和膝盖产生了焦虑性幻想；许多工人找庸医求治。在管理人员中，疲劳也导致非生产性的和不经济的幻想。首席工程师是一位优秀的工作人员，平常深受人们的喜爱，但有一次他由于对自己的健康和家庭问题产生了幻想，竟然大发雷霆。年轻有为的总经理对自己的健康胡思乱想，以至于他能够说出五年前小病小灾的细节。连高级合伙人科纳尔·布朗（ColonelBrown）也认为工会谋划破坏工厂。工人们，尤其是从事单调机器作业的中年工人，担心身体受伤，而且这一点被工会组织者利用了。
1923年圣诞节前不久，梅奥获悉，纺纱部门有些工人放弃了休息的间歇，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两名监工头干预了这套休息制度。在他们自作主张的管理期间，工人变得疲劳、悲观和效率降低，缺勤率上升了。科纳尔·布朗重申了休息时段，在纺纱车间也安放了轻便小床。他对随之而来的工人流动率下降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印象深刻，所以他允许梅奥随意在整个公司对工作中的工人开展透彻的研究。
然而，不管梅奥现在受到怎样的优待，不久以后他就认识到，大陆米尔斯公司的管理层还完全没有动力向工人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关心。1925年夏，不稳定的市场使订单缩减，同时存货攀升，工人被解雇，工作时间被削减。在清淡时期，公司大多数员工蜂拥来到工厂诊所，提到他们应该被保留在薪水名册上的理由。然而，大陆米尔斯公司的诊所属于人事部门，人们不希望以这种方式引起公司高级职员们的注意。不过，诊疗所辨别出了诸多患有肺结核、十二指肠溃疡、坏疽病等症的病人，需要对他们作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在研究工人的总体情况的工程中，梅奥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常常具有家庭根源和令人奇怪的文化根源，例如，一名意大利裔员工有一个美国籍在职妻子，后者拒绝怀孕，因为她担心在怀孕期间会被解雇——这种做法并不罕见。丈夫变得脾气很坏，不舒服，逐渐形成了一种疝病。由于症状非同一般，他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神经病。梅奥经过进一步的询问之后发现，这个男人担心年老时穷困潦倒，无依无靠，因为将来没有孩子来赡养他们，而其他大多数意大利裔工人就不会这样。此外，梅奥还查明，总体而言，对工人的性教育很糟糕，工人对性的态度荒唐愚蠢，他们对男女滥交怀有罪恶感。这种无知再加上对死亡、婚姻、出生和坏运气的迷信想法，向梅奥提供了一幅清晰的图景：工作受到人的因素的影响。这让他回忆起早年的一件事。1917年，澳大利亚铁路工人大罢工，当资方说出“泰勒制”这些字眼并有效地制止工会成员罢工的时候，铁路工人惊恐万分。
早在澳大利亚，梅奥就很关心工会成员及其教育，如今在费城，他还保持了这种兴趣。从1923年后期至1925年，他为费城劳动大学（Philadelphia．LaborCollege）讲课。他的想法受到欢迎和接纳，许多学生向他谈起了他们的私人生活和商业事务。他从中了解到，由于对劳工组织发展的非理性担心，雇主是如何限制劳工组织的。他能够断定的是，工会既没有发展到资方所想像的地步，也没有阴谋作为一个整体对工业加以控制。工会似乎陷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是资方的普遍反对；另一方面是共产主义者对劳工专制这个特殊而不合理的要求。一般来说，工会成员指望雇主来发展职业之路。许多工会成员拥有一份不错的薪水，拖家带口，少数人还拥有了小汽车。人们不可能预期他们像其雇主所怀疑的那样会追随好战分子。
但是，资方并没有考虑到工会的期望；相反，不论工会开始做什么，他们都想方设法暗中破坏。例如，梅奥发现，科纳尔·布朗付钱给某些员工，授意他们加入工会，打探哪些员工参加工会会议。在后一类员工中，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工人就被解雇了，这给纺纱车间造成了损失。在梅奥看来，这样一种基于非理性的恐惧而非证据的政策，到头来会重蹈英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的覆辙，导致阶级斗争，长期以来，这种阶级斗争支配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劳资关系。工会在工业中最终将变得强大有力，成为一支扭曲经济目的的政治力量。梅奥建议，应该明智巧妙地处理这种情况而不是试图通过雇主加以控制。对智力、职业技能或职业兴趣进行测试，也会恶化劳资关系，正如为了系统地界定车间作业而引进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