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表达所产生的心理作用。毫无疑问的是，社会必须把某种自我控制和工作中自我表现的机会归还给工人。与此同时，有必要确保工作中的合作和技能得到了充分保留。如果没有做相当程度的研究，尤其是心理学上的研究，我们就不能实现这一点。而没有这样的发展，人类文明就会死路一条。这是对现状的完全切实可行的研究，我们急切地呼吁人们对此加以关注。
梅奥写道，作为另类选择，工会主义是“骗人的疗法”和“冒牌的政治巫术”。正如他于一个月以前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所涵盖的相同的范围，他推断：“决定个人发展的不仅是真实的情境而且还有想像的情境。”很显然，一个社会，就像个体那样也会遭受“神经紊乱”，与此相类似地，梅奥指出，当“个体就种族而言有权利预期获得生活的直接体验但实际上却没有实现的时候”，他们就以“分裂JI生的幻想”作出补偿。“工会主义除了这种类型的幻想还能是别的什么吗？……就种族而论，工人阶级有权利预期实现这种自我表现以及对个人命运的控制，而现实中如果没有实现，那么工人阶级就用一种幻想、一个想像的社会情境来取代这种发展状况……工会主义反映了这样一种征兆……即工业状况总体不好，需要对工业进行调查研究”。而且，分裂性的幻想不仅仅发现于工人身上：
雇主们坐在自己的俱乐部里，听到有人发表冗长乏味的激烈演讲，阐述社会主义的危险。回到办公室后，他们面对加薪要求，以愤怒的拒绝作出回应……雇员们也如此，他们经常听到他们正在遭受“剥削”言论，是“工资的奴隶”。这些观念看来也许会被遗忘，但是，一旦雇员未能获得正常的快乐和幸福，那么这些想法就会进入他们的幻想当中。而且有朝一日，当某种情形出现时，这些幻想
就会体现在人们的行动当中。
简言之，工业中的冲突正在增多，相应地，社会衰败或崩溃的危险势必水涨船高了。通过心理学调查，冲突的非理性原因就有可能被发现，并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
威利茨以前听说过这些论断，他要求梅奥陈述将如何开展他的研究。梅奥回答说，他习惯于随机应变，方法随情形而变。通常，他先在工人身上花几周时间，然后把工人集合起来向他们发表讲话。当他感到赢得工人的信任以后，他就会对一小群共同工作的工人进行联想测验，记录个人的病史，分析他们的幻想和空想，最后再把他们对生活的定位与幻想的发展状况进行比较。他并不打算识别出精神不正常的工人——这与精神病医生的意图刚好相反，而是尝试把研究出来的精神病治疗法应用在正常人身上，并帮助确定他们的想法和行为中的不正常状态。
梅奥针对工业社会的危机而开展研究的提议，就是在这段事关个人前途的紧要时期写下的。他强烈渴望从布里斯班的学术界同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自由自在地在美国发展事业。他的想法得到了人们有价值的认可。为此他已做了所有力所能及的事情了，剩下的就掌握在拉姆尔之手了。由于对即将深切影响他的决定无能为力，梅奥只好等待。对自己能力的怀疑和逝去已久的对失败的担心折磨着他，然而，哪怕一定点儿赞扬都会鼓舞和支撑着他。因为他能够看清他的个人困境以及使这些困境恶化的环境，所以他能够巧妙地进行应对：为拉姆尔、威利茨和奥斯威特撰文，连续不断地给多萝西娅写冗长的信件进行发泄和倾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每当威利茨要去履行煤炭委员会的职责时，梅奥就既没有人可谈，也没有事可做。对他来说，与其悠闲过日子，还不如拼命工作。他作出种种幻想，其中之一就是怀疑自己能否从事这项工作和应付工作人员，而且他不忍心在信中向多萝西娅谈论他的焦虑和怀疑。一天天漫长的孤独和无所事事，多萝西娅不在身边，在西岸地区演讲时没有赚到足够的钱所带来的羞耻感和失望，差一点使他像一个失去科学家、医学专业人员、理论心理学家及其他同行尊重的假内行那样具有负罪感，如此种种，全都交织在一起。
同行们帮助他忘却个人危机。在德拉华人俱乐部，学术界同仁会到他的桌子旁听他讲话，这大大减轻了他的孤独感和郁闷的想法，为了对他们的关心作出回应，梅奥也就不再那么狂妄自大了。有一次，他和同行们正在谈论欧洲的事情，这时，一个德国人走到桌旁，寒暄了几句后宣布，他认为英国人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民族。这段恭维正中了梅奥的要害。：勾了便于多萝西娅进入美国，他本想加入美国国籍，而这个德国人的话却点醒了梅奥，“其实我原本是不想放弃英国国籍的”。在美国，他将永远是一个英国人。
梅奥完成了“社会中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与幻想”二文，这是他在哈佛演讲中的两个主要部分。这两篇文章陈述了工业社会中民主政治的问题，概述了为应付这些问题而提出的群众心理学诸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并断言，提供最佳解决办法的是医学心理学而不是理论心理学。意识流理论被抛弃在了他的意识理论之外。他的意识理论包括四个层面——专心、幻想、类似睡眠状态以及睡眠中的幻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