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需要马上出现了。她本来打算星期四来看病，可是星期天的时候她感到“非常难受”，可怜兮兮地给我打电话，我同意当天下午给她看病。我拒绝运用马修森原来为她设计的治疗方法——“先打开痛苦之源，然后排除之”。我劝诚了她一个小时，并指出，这种方法死路一条——事实上劝她回到她以前的状态（她认可了这一点）。我再次解释了压抑的含义，告诉她，她之所以克制自己与人们谈话或者寻找生活中的乐趣，纯粹是为了与“痛苦之源”玩一场幼稚的游戏。我问她是否玩牌，她说她爸爸（死于三十年前）不喜欢玩牌。我有意反复提起这件让她不愉快的事情——孩童期的事情。在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她说她非常难受，可是我一点儿也没有把口气放缓。我催促她与人们谈话，倾听人们极为不快的建议。也许，我应该给她看病——可是我要确信她得到了正确的忠告，不论忠告让她多么难受。我时不时地倾向于认为，马修森有时候对患者的荒诞想法太过轻听轻信了。实际上，当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她说话相当巧妙——虽然非常痛苦……当这场与痛苦之源“混战”的游戏继续的时候，她是不可能好转的，这个游戏就在她与所有人际关系之间。（九天后）我与G小姐进行了一番长谈……那天下午，我并没有谈起那个可怜的老家伙（她父亲），她还是非常难受——而且马修森将于星期天返回。她差不多意识到——相当清楚地看到，她还没有痊愈，因为她可能并准备尝试新的治疗方法。结束治疗前，我让她放松并对她进行催眠。尽管所有的人进进出出，但我还是让她睡在前面的走廊上。
布里斯班大多数医疗机构对马修森的疗法持怀疑态度，也不怎么尊重梅奥的想法，但尽管如此，马修森还是给梅奥送去了疑难病例。而且，虽然梅奥已经决定不再治疗病人了，但当病人咨询他时他还是感到有责任向病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梅奥的病人中包括年轻人、带有难以名状的痛苦的妇女、失眠症患者、忧郁症患者、患有癔病痉挛和抽搐的人，他的疗法就像G小姐的案例那样，包括肌肉放松法、精神分心法、催眠术以及引导和说服。
他的工作吸引了蒙彼利埃会客厅客人的注意，其方式极为有趣。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公司是一家巡回演出公司，主角的妻子就是这样一位客人。有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后，她提议梅奥表演一下自己的技巧，请他在休息室里给她做一下联想测验让所有的客人观看。他给她做了一次联想测验，让她大为惊讶的是，他马上发现了两种情结。
帕蒂于1918年感染的一种疾病丰富了梅奥的心理研究。当时帕蒂大约两岁半，感染了一种糟糕而令人恐怖的疾病，她开始呕吐和发烧，左侧大腿上的皮肤发红并过敏，肌肉痉挛让她疼得厉害。医疗专家诊断为骨髓炎，病毒从躯体的某个部分被血液携带到骨干，而这个地方的血液供应量是很少的，许多儿童曾死于这种疾病——当这种疾病传遍整个身体时就会死去。帕蒂变得虚弱不堪，疼痛加剧了，医生把她安放在床上，用夹板把左腿固定，让她尽可能地保持不动。就这样，她度过了十八个月，直到1920年初，她的疾病才被遏制住了，体温恢复正常，可以奔跑，奔跑时腿也不疼了。对于必须如此严格地限制女儿的行动，梅奥于心不忍；在她缓慢恢复期间，他小心轻柔地把她放在自己的肩膀上，通过有规律的游泳来帮助她恢复受损的大腿肌肉。
从帕蒂对被固定在床上的反应中梅奥看到，儿童的精神生活就如同成年精神官能病人或野蛮人的精神生活那样，至少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三类人常常不能把真实的活动同假想的活动区分开来。帕蒂没有定期陪伴人员，所以正如她的护士所提醒的那样，帕蒂虚构了欧内斯特（Emest）和弗雷德（Fred）两个哥哥。在无边的孤独之时，他们陪她玩耍，通过表述她的心愿和恐惧来分担她的烦恼，并把她的兴趣和愿望人格化，以此来帮助她的人格成长。她害怕战争和暴力，所以她把哥哥塑造成优秀的士兵；她不能移动，所以他们被赋予了极其敏捷和力大无穷；为了满足她想要摧毁那些加之于她身上的同时又让她俯首帖耳的束缚这一无法实现的愿望，她让欧内斯特集万恶于一身，而让弗雷德无所不能。梅奥在笔记中写道：“这是幼儿的自我分析和自我发展之法。”
无人陪伴对梅奥兄弟姐妹的生活以及他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期产生过影响，如今，他看到了这一点对亲生女儿的影响。这种体验对于他解释强迫性神经病患者的人格错乱颇有益助。1921年9月，他把这种体验发表在“心理学和宗教”的公开讲稿中：
与成年人一样，儿童也需要两种社会利益的领地——家庭和家庭以外的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无论欠缺哪一个，结局都不可避免地是有害的。关于强迫性神经病患者的个人往事，其一致性常常令人惊讶——12岁前都没有经历过学校生活，孤独的童年，大量与成年人的交往……在其幼年时期，在自己的住所四壁以外，他没有同其他儿童交往过，没有学会使自己的意见与其他儿童一致。在青少年和成年期的平等条件下，这样的儿童是不胜任与他人交往这一任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