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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为《墨尔本先驱报》（MelbourneHerald）仓促写就的评论中，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讲师兼研究班主任赫伯特·希顿（。HerbertHeaton）介绍了《民主与自由》一书，对于澳大利亚各所大学没有对社会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进行科学的研究痛心疾首。他对梅奥把心理学应用于政治学进行了概述，但同时也表达了担心，由于这本“优异的薄书”没有对其主要思想予以充分展开论述，因此许多单纯的读者可能理解不了梅奥的论题。希顿给梅奥寄了一份评论副本，对其中的不足之处表示歉意，并赞扬梅奥对行会社会主义和国家对产业调控的探讨。“可是遗憾的是，您写的这本书太薄了，对于没有受过哲学和心理学术语训练的人而言，这本非常精炼的政论性作品太难理解了。我猜想，由于你使用了技术术语而没有予以解释，因此工党评论员会‘骂’你的”。梅奥认为，这篇评论反映了希顿的风趣活泼、令人愉快的个人品格，梅奥被希顿的下述提醒逗笑了：他会被天真无邪的批评声浪吞噬的。
布里斯班《每日邮报》（DailyMail）对梅奥进行了暴风雨般的抨击，认为他躺在象牙塔中撰写了一本典型的晦涩难懂、深奥抽象、冗长乏味、迂腐不堪、不足为信的著作，他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思想的贡献是不适当的和不充分的。勒庞、弗洛伊德、荣格受到了诋毁，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被授予了“高深莫测的胡言乱语”的绰号。在列举了关于政府角色的命题后，这位评论员宣称，梅奥既自欺欺人又误解了民主政治学，只不过是一个“不希望受到政府打扰的……（哲学）无政府主义者罢了”。布里斯班的《每日标准报》（DailyStandard）友好一些，它认为该著作虽然“不让人满意”，但却“在思想上发人深思”。评论员一方面认为该书是对民主的“有益批评”，另一方面却又警告，虽然梅奥对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加以嘲讽和予以声讨，但并没有坚决地要二者择一。“友好之极，明智之极”，梅奥想。
“梅奥左右开弓，左右两派都予以打击”。梅奥的导师兼朋友威廉·米切尔教授在阿德莱德德的《广告人报》（Advertiser）中写道。米切尔认为，由于其进步主义的观点，梅奥虽然有资格成为一名“先进的”工党领袖，但工人却不会认可他，因为米切尔深信，绝大多数澳大利亚工人害怕私人雇主，他们会永远倾向于作出安全的选择：由国家来调控产业。“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必须自救的原因，”米切尔写道，“梅奥先生的著作可以做出的最优服务，就是把这个唯一的事实摆在台面上。”同样是在阿德莱德，《澳大利亚基督教联盟》（AustralianChristianCommonwealth）赞扬了这本书，称之为是“值得阅读的最佳图书之一”，认为它有力、新颖、清晰和刺激。《悉尼先驱晨报》（SydneyMorning’Herald）持有相同的意见，认为该书“显然见解独到……趣味盎然……发人深思”。而且，墨尔本《卫报》（Argus）虽然指责该书没有建设性的见解，但却指出，“如果梅奥先生及其（工人教育协会）同事……能够促使工人严肃、公正地考虑政治学和经济学，那么无论他们自己的观点可能是什么，他们都将做更多优异的工作”。
1919年末，在一篇论述工业工人自治的短文中，梅奥重申了《民主与自由》一书中的主要思想。他写道，在战后工业重建的过程中，个人之间的竞争必须让位于社会合作，公司主管必须在任何一项计划中承担起社会责任，以提高工人对工业的参与度。工业自治源自自制和克己，而不是投票权和代表权，唯有那些了解工作方法与条件、市场要素、现代经济学及社会组织理论的人，才有能力参与工业建设。这一认识将解除工人阶级智力上的束缚，并帮助工人阶级实现工业上的自治。
三十年以后，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研究院举办了一场关于管理中的人际关系议题的研讨会。梅奥在该学院工作了二十一年，成绩斐然，声名卓著，这次会议就是为了在他退休前认可他的工作而举办的。他的两篇演讲“原始社会的现代化”和“变革及其社会后果”，以及《工业文明中的政治问题》（ThePoliticalProblemofIndustrialCiuilization）一书的出版，唤起了人们将它们与《民主与自由》作一番比较。
在这两本书中，许多观点都是相同的，它们都假定，社会是群体相互合作的系统，群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个人理解、传统、习惯和共同工作的意愿的基础上。“国家的基石是意志而非暴力”，用强制来管理的中央集权主义组织只会导致危机和紧急状态，而不是和平地工作。操纵人们怨恨情绪的昆士兰政客们被愚昧无知的人取而代之，例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们把超人式的统治模式强加于民主政治之上，而不是运用文明的管理方式。文明的管理要求开明的领导人，他们来自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以及技术能力被社会技能所取代的管理者；他们能够促进工作人员之间的合作关系，能够改善由于追求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