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8年3月初，梅奥阅读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开始应用它来分析他本人的父亲角色问题和各种朋友的精神官能症。这种应用要求使用联想测验法来识别无意识的情绪模式——“情结”。荣格认为，对于可观察到的行为举止，情结是决定无意识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对特定词汇作出心理联想把情结带回到意识层面上。事实上，梅奥相信，在阅读夏洛克·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时候，自己独立地发现了这种联想法。而且，当他读到荣格用这种联想法来发现医院盗窃案的罪犯的时候，他对荣格的著作更有兴趣了。
在工党获胜之后的那一天，梅奥写信给多萝西娅：“我开始记述有关选举的笔记，并把它作为（我的著作）《民主与自由》（Democracyandfreedom）一书中的新的一章来努力完成。”他想当然地以为，竞选者已经使选民精神衰弱或神经衰弱了，并断言，“国家党人之所以失利，是因为在致力于合乎逻辑的选举过程中，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无意识’所引发的‘恐惧症’（焦虑神经症）”。梅奥相信，这一想法与法国群体心理学家勒庞的理论是一致的，并能够导致这些理论的改进，而且有可能成为研究“竞选人的精神衰弱症和思维钝化”的可靠基础。
两天后，由于“政府将挪用存户资金”的谣言四起，大量存款人蜂拥到昆士兰政府储蓄银行（QueenslandGovernmentSavingsBank）提款。州总理和国家党领导出面驳斥了这一谣言，并发布公告称挤兑是没有必要的。联邦银行（CommonwealthBank）向遭到挤兑的这家银行提供了支持，到该周周末，银行的恐慌结束了。这一恐慌给梅奥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表明，执迷、恐惧以及与竞选期间出现的相似的混乱想法都类似于神经症患者的情绪和儿童的思维模式。父亲专横地控制孩子想法和情绪的尝试，也类似于昆士兰政客对投票者的想法的操纵。是年，梅奥为《民主与自由》一书记下了上述想法。这本书是一系列权威教材书中的第一本。这套教材书论述了南太平洋英属诸国的社会生活状况，由梅奥的同事梅雷迪思·阿特金森主编，由澳大利亚工人教育协会出版发行。
《民主与自由》一书篇幅较短，是梅奥唯一一部全面阐述工业文明中的政治问题的著作。第1章展现了现代民主如何未能造就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自治；第2章概述了梅奥的理想民主政府；第3章批评了现代民主国家中领导人领导才能的不足；第4章谴责了政府对工业冲突的管理；最后一章总结了梅奥的命题，即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社会意志体现在法律、公正、婚姻、契约、舆论、贸易、专业和其他道德习俗上。第2、3章
纳入了梅奥关于民主政府的心理学和政治学思想中。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现代民主政府既没有把政策建立在健全合理的讨论的基础之上，也没有聘用经过适当训练的人来执行这些政策。政客们非但没有运用合理的讨论，反而利用恐惧和仇恨来攫取公职。勒庞称，让人恐怖的形象对群众具有强大直接的影响。俄国的宪政民主党人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指出，党派政治把基于混乱判断的集体平庸引向了现代国民政府。此外，由于人们逐渐倾向于政党政治组织而非系统性的政治教育，因而政治掮客们逐渐取代了政治活动家，所以他们以社会利益为代价来寻求党派的胜利，致使民主政治遭到了侵害。
现代心理学家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一个问题。弗洛伊德和荣格指出，在神经衰弱患者和癔病患者中，无意识的、非理性的恐惧是可以得到系统的研究的，这些恐惧可能破坏正常人的有控制的、有意识的思维。荣格发现，反应时间随人们对某些想法和感觉的敏感度而增加。在政治集会中，技巧娴熟的发言人利用并刺激听众的无意识的恐惧情绪，使听众执着于社会和工业问题，然后示之以解决措施。政客们在听众身上试验各种想法，看看会引起哪些情绪反应，然后通过强化人们的这些情绪，把人们引向某个目的来发展某个主题。1918年，昆士兰州竞选人谈到了补充兵员、征募制、士兵家属、失业、生活成本及社会等级差异等问题。为了阐明自己的想法，梅奥列举了一个与上述谣言有关的故事。这个谣言称，再度获选后的工党政府将挪用中产阶级的存款，后来这一谣言导致本地银行遭到挤兑。
持续的政治教育和开明的领导是有效率的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但是在澳大利亚，政治团体不是推进政治教育，而是利用区域间的不信任和非理性恐惧，政客们不是意味深长地唤醒和激发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而是操纵群众的偏见，那么，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法国的社会理论家认为，群众在很大程度上对无意识的非理性的想法作出反应，所以社会行为不是由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决定的，而是由集体心理的这些无意识成分决定的。于是，理论学家推断，作为一个群体，专家决不比蠢材更能够作出理性的决策。梅奥宣称，这种悲观的且无根据的结论已经被现代心理学家所驳倒了。弗洛伊德和荣格指出，正常合理的思考和理解，经由理性的运用而反复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