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体现了托尔斯泰的理想，代表他这一时期的思想特点。列文是一个死抱住宗法制不放的贵族地主，他赞扬自给自足的农村，憎恨都市文明，看不起那些“用二十个戈比就可以买到的”资产者，反对地主采用西欧方式经营田庄。但他又不能不看到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成长的事实。为了挽救贵族地主的没落，他实行农事改革，把自己的庄园当作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的试验场。他主张地主参加部分劳动，农民参加部分管理，以诱使农民更多地干活。照他的说法，这样“农民好一些，我们的利益也就多一些”，也就能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但他的改革还是失败了。他感到绝望，只好在“博爱”和“善”之类的“上帝的法则”中寻求精神平静，终于皈依宗教，鼓吹无为主义和“不以暴力抗恶”。从列文的形象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后期的某些宗法制农民观念这时已开始形成。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托尔斯泰创作后期的起点。这时，俄国的阶级斗争又趋激烈。农民在“解放”中本来就遭受了一连串的掠夺，濒于破产，现在又遇上连年歉收，成千上万人死于饥饿与瘟疯。农民被迫奋起抗争。1879年农民暴动席卷欧俄二十九省。1880年又增加到三十四省；同时，年轻的无产阶级也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了。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相汇合，再一次形成革命形势，唤起了托尔斯泰的注意。他在1878年就感到，民粹派薇拉·查苏里奇刺杀彼得堡总督事件是“革命的先兆”。他本人也加紧社会活动，遍访大教堂、修道院，同主教、神甫谈话，出席法庭陪审，参观监狱和新兵收容所，调查城市贫民区等，这一切使他更加认清农奴制度和剥削阶级的腐朽，引起了他的世界观的剧变。他在《忏悔录》（1879年-1881年）里说：“1881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上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炽热的时期”，又在日记中写道：“我弃绝了我那个阶级的生活。”列宁对托尔斯泰的变化作了概括：“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的破坏，加强了他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加深了他对这一切的兴趣，使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转到宗法制农民的观点上来。托尔斯泰转变后的世界观仍然包含着显著的矛盾，既有强有力的一面，又有极软弱的一面。强有力的方面是，“他在自己的晚期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达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成为一个“强烈的抗议者、激愤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他反映了1861至1905年这个时代的俄国社会情况；反映了当时广大被压迫群众的情绪、他们的生活和痛苦、他们的愤怒和自发的反抗；他“对土地私有制的毅然决然的反对，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群众的心理”。而托尔斯泰的软弱方面，则是他狂热地鼓吹“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博爱”等托尔斯泰主义的反动学说。
托尔斯泰世界观中的这种矛盾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矛盾，而是体现着千百万俄国农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的一个思想体系。他们由于“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拼命的决心。要求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但另一方面，农民又是在旧制度下生活和教养出来的，“他们在吃母亲的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他们习惯于“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对待社会问题，结果他们大多数人斗争不够坚决，甚至只会祈祷和哭泣。托尔斯泰的学说综合了宗法制农民的观点，“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群众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所以列宁指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并且号召俄国人民研究托尔斯泰的作品，以便更好地认识敌人和看清自身的弱点。
托尔斯泰在《忏悔录》、论文《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1886年）及《宗教神学批判》（1880年）中，在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年）和《教育的果实》（1886年-1889年）中，都表达了他转变以后的观点。
最充分地反映托尔斯泰后期世界观矛盾的，要算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1889年-1899年）。他起初的构思是以一件诉讼案为基础，写一本道德教诲小说。但在十年创作过程中，他数易其稿，主题前后迥异，最后写成一本表现尖锐的阶级对立、政治意义很强的社会问题小说。它对俄国旧社会的揭露和批判空前激烈，而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宣传也异常集中。可以说，这部书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和创作的总结。
《复活》写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奸了农奴少女卡秋莎·玛丝洛娃，随后遗弃了她，使她备受凌辱，沦为娼妓，最后又被诬告犯杀人罪而下狱，并判处流放西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