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德林晚年发表了三十多篇寓言。《一个庄稼汉养活两个将军的故事》（1869年）写两个将军漂到荒岛，不肯劳动，几乎饿死，后来发现一个农民，便命令他去找食物，又怕他逃走，叫他自己把自己捆在树上。作者揭露了官僚贵族掠夺和寄生的本性，同时也不满意那个任凭将军奴役的农民。谢德林在作品中时常描写这一类的农民形象，为此曾遭到一些人民“保护者”的攻击。他则反驳道，对于不觉悟的农民“谈不上同情；而假如他们愿意摆脱不觉悟的状态，那么同情他们就完全正确了”。应该说，革命民主主义者在写到农民的“愚昧”时，既有低估人民群众的反抗性的一面，又有“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想以此鞭策人民觉醒起来的一面。《信奉理想主义的鲫鱼》（1884年）写一条鲫鱼宣传博爱，向残暴的梭鱼乞求和平，结果还是被梭鱼吃掉。这则童话戳穿了自由主义派向反动统治者谋求妥协的丑态。谢德林的童话主要作于黑暗的80年代，富于政治色彩和战斗精神。谢德林是继果戈理之后俄国文学中又一位杰出的讽刺作家。他的作品中对俄国农奴制社会的揭露具有深刻的意义。因此，列宁说：“不时在《真理报》回忆、引证并解释谢德林及‘旧时的’民粹民主派的其他作家的作品，是很好的。对《真理报》的25000名读者说来，这是恰当的、有意义的；而且可以从另一方面、用另一种口吻阐明工人民主派的许多当前问题。”
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年-1910年）是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在自己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天才的作品”，主要是描写了1905年革命前的旧俄国，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且拥有巨大的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列宁高度重视托尔斯泰，曾专门写过匕篇文章，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的观点出发，分析和研究托尔斯泰的学说和作品，批判对托尔斯泰的各种错误论点；列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把托尔斯泰同俄国革命联系起来，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并指明，这面镜子恰恰反映了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非常突出地显示了俄国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威力，又充分体现了它的弱点和局限。托尔斯泰生于图拉省亚斯纳亚·波良纳一个伯爵家庭，长大后承袭了爵位。1844年他进入喀山大学学习，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开始对学校教育不满，三年后退学，回家经营田庄，并实行一些自由主义的改革。1852年他到高加索从军，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亲眼看到沙皇军事机构的腐败，对贵族社会表示厌恶。1856年退役回家，次年和1860年两次赴西欧旅行，探求俄国社会问题的答案。西欧的现实促使他同样地憎恶资本主义的“文明”。此后直到他八十二岁去世，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庄园中度过，主要是从事创作，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农村改革，继续探索俄国社会的出路。按世界观来说，托尔斯泰的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50至70年代是他创作的前期。1852年他发表第一部作品《童年》，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这部小说和后来的《少年》（1854年）、《青年》（1857年）合成自传性的三部曲，体现了他早期的思想探索。三部曲描写贵族少爷尼古连卡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尼古连卡一方面沾染了崇尚虚荣的恶习，接受了贵族阶级的一些偏见，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个阶级的虚伪与自私。他从青年时期就开始洗涤自己的灵魂，追求“人生的真谛”。作品从道德的角度揭露贵族社会，同时却又美化地主庄园中的宗法关系。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年）也具有某些自传性成分。它描写青年地主聂赫留朵夫从“博爱”出发，为农民盖房子，实行减役减租，幻想用这类办法把农民从贫困中“拯救”出来，终因得不到农民的信任而失败。
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年-1856年）使托尔斯泰获得了声誉。他用俄国士兵的勇敢去对照贵族军官的腐败，以表现他对贵族社会的不满。但他对战争的性质缺乏正确理解，同时，他只是从贵族立场出发来赞扬士兵的爱国精神。
1855年末，托尔斯泰前往彼得堡，认识了《现代人》杂志的一些进步作家。1857年，他发表短篇小说《卢塞恩》。这是他根据旅行西欧时在瑞士风景区卢塞恩的见闻写成的。小说谴责了英国绅士们对一个流浪歌手的欺凌。作者认为，资产阶级的文明和理性都是虚伪的。但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全盘否定了资产阶级带来的进步。
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出，托尔斯泰从创作活动一开始，就敏锐地注意到俄国社会里上层与下层、地主与农民、贫与富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他既对贵族阶级的寄生和腐朽表示不满，又憎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但是他幻想靠所谓的“世界精神”使人们“互相亲近”，使矛盾变为“无限的和谐”。正如他在《卢塞恩》中所说的：“我们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