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将中国战国时期称作“政治资本主义”阶段，意即彼时的列国政治之争，是通过合理化的社会改革以增强国力来取得霸权的，并将商鞅称作“理性化内政的创始者”。这是对商鞅改革毫不夸张的最高评价。《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候，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商鞅在农战、内政上的改革措施给秦国带来了显著的效益，变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商鞅因变法有功，于秦孝公十年（前352年）被提升为大良造（又称大上造，在秦的二十等爵中，属于第十六级）；商鞅打败魏军之后，秦孝公为稿赏他，任命他为秦宰相，并把商于地区的十五座城邑封赐给他，号称“商君”。从此公孙鞅变成了商鞅。昔日寄人篱下的门客，用个人奋斗的成功为自己换来了封地和姓氏。至此，可以说商鞅功成名就，在乱世中成就一番大事业，辉煌达到顶点。他每次出门，必车驾豪华，随从如云，前呼后拥，威风八面，与当年爱民如子、清廉俭朴的前宰相百里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史记·商君列传》很形像地记载了商鞅自鸣得意的一幕：当名士赵良来访，商鞅迫不及待地问道：“子不说吾治秦与？”然后他顾盼自雄地问赵良：“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大夫贤？”很显然，他要赵良为他治秦评功摆好，认为自己不仅力压群雄，而且要意胜五霸，百里奚相秦繆公曾称霸于春秋，他自认为贤于五大夫，其好大喜功之情已溢于言表。
然而祸福相倚。极盛之时的商鞅，同时也埋下了身首异处的悲剧种子。尽管他居功至伟，封侯裂土，但如后人所总结：“虽以获功见封，犹食毒肉愉饱而罹其咎也”（《盐铁论》）。他自欺欺人地沉溺于胜利的表象里，孤独地享受着酷刑压制下的万马齐暗，也孤独地享受着人生的巅峰。当他强调“刑无等级”实施严刑峻法，并对社会权贵的既得利益毫不考虑时，已为自己种下了祸根。
正所谓“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对于人民大众而言，他的变法并非福音。他如同一位日暮途穷的旅人，为了通过变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抱负，不惜用浸透铁血的鞭子抽打着人民在苦难之路上飞奔前行。老百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惶惶然不可终日。对于贵族阶级而言，商鞅变法仅仅依靠秦孝公一人支持，实施震动全社会的变法，当时就有不少人侧目而视，只不过敢怒不敢言而已。商鞅树敌过多，积怨甚众，企图暗害他的人不在少数，为此不得不严加防范，以至每次出门，“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参”，持矛、操戟的护卒“旁车而趋”，而且“此一物不具”，商鞅就坚决“不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权力是君王的私有财产，官职只是个人的身外之物，君王的轮替和喜怒将决定大臣的命运，其兴衰荣辱皆源于一纸公文。当个人毫无自身的独立意志与独立操持，抛弃一切基本的道德信条而依附体制时，体制能给予你的，当然也可以拿走。一切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往往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结局，聪明绝顶的商鞅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一旦失去靠山，那些官衔、封号、连同商於十五邑的封地，顷刻之间都灰飞烟火。新君王登位，商鞅立即成了孤家寡人、众矢之的。“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新序》》。天下之大，幅员之广，除了那几个死心塌地的徒众，再无他的朋友。
五个月后，走投无路的商君，被杀死在郑国的黾池，然后尸体又被残忍地车裂（《秦本纪》言似直接车裂）。咬牙切齿的复仇者们杀了商鞅全家，包括白发苍苍的老母。一个把良心生命都献了出来的忠心耿耿的人，最后却得到了“反叛”的罪名！不知商鞅在目睹自己白发苍苍的老母血溅屠刀的时候，这个力倡大公无私的人，是何等样的想法？
商鞅在命运之路上奋不顾身，一往无前，而这种“奋不顾身”虽然很崇高，他却没有想一个连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国家。国情其实就是人情。不懂人情的人，其实也不会懂国情。不懂国情，你又怎么保卫国家呢？
三、一位是不畏强权的斗士，一位是君主门下的家奴
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与古希腊雅典城邦时期，都发生了国家建立早期的社会改革运动。战国变法至秦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此前，古希腊雅典城邦国家已经走完了它的民主政体的改革旅程。从这开始的未来几千年，中国走向了专制高峰，而西方走向了现代民主。
正是这种不同的国情决定了苏格拉底和商鞅的不同人生追求。简而言之，在苏格拉底一生的行动准则中，始终旋转着一个追求“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精神内核，即追求每个公民平等地位的社会理想。而商鞅生活在强化国家共同体的号召之下，万事万物皆必须以君主为至高权威，决不允许有些微的违忤与怀疑。如果说苏格拉底终其一生都致力于解放人的精神世界，商鞅则通过不断放大刑法的残酷性来维护专制统治，使人们走向一种普遍的精神奴隶状态。他们引领着各自的国家走向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