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中，针对《四库全书》的编撰一针见血地指出：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就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这种挖补、抽换、删改的手法导致的恶果，如鲁迅所说，“乾隆对中国古籍的暗杀，以至我们使用《四库全书》时不免疑心惶惑。”
乾隆屡屡指示编纂者销毁所谓“违碍”、“悖逆”之书，销毁的办法是分类进行全毁、抽毁或改窜。尤其是对于反映********、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鲁迅先生曾用旧钞本校订改窜过的《嵩山文集》，他指出：“‘贼’，‘虏’，‘犬羊’是违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违的；‘夷狄’当然是要违，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
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
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
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使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
乾隆编撰《四库全书》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历经一场文化浩劫的过程。在“寓禁于征”的过程中，官员们为了承旨邀宠，逢迎上意，不惜望文生义，罗织冤狱，使禁书走向扩大化。可怜的是那些主动响应朝廷旨意的老百姓，有的主动献出家中珍藏多年的书籍，却被官员们寻章摘句，栽赃议罪。如山西人戎英主动献书却意外获罪，虽经查核其家中藏书并无悖逆语句，但仍被发遣乌鲁木齐种地。在这样蓄意吹求之下，全国各地的诬告之风盛嚣尘上。大清帝国每个人都生活在惶恐不安中：谁家的破框烂柜里只要装着几本祖上传下来的旧书，明天就有可能成为惹祸的源头。吓得许多小民百姓赶紧将家中藏书付之一炬，以免惹事。许多无辜珍籍由此灰飞烟灭，受到雪上加霜的摧残。
至于《四库全书》的总撰官纪晓岚，在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是：风流倜傥、风趣幽默、机智勇敢，经常在乾隆皇帝面前与大贪官和坤进行斗争并把和坤整治得够呛；与纪晓岚同一时代或稍晚些的清朝人的笔记也告诉我们，历史上的纪晓岚比张国立版的纪晓岚还要英俊潇洒；民间街巷的说书闲谈，往往把纪晓岚的逸闻旧事，加以穿凿附会，演绎夸张，以至使人一提起纪晓岚，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颇有民主色彩的智慧化身，是敢和皇帝贪官斗嘴叫板的文人侠客。
那么，纪晓岚的真实形象到底如何呢？纪晓岚与乾隆皇帝的关系又如何呢？说出来可能会让人大吃一惊：在乾隆皇帝的眼里，纪晓岚其实如戏子倡优一般。
三、纪晓岚何以成为“纵欲狂”？
一代文宗甚至不如倡优
史载，有一次纪晓岚为犯错的好友向皇帝求情，内容涉及国家大事。乾隆当即勃然大怒，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纪晓岚是乾隆皇帝的陪读（侍读学士）。他仗着皇帝对自己才学的赏识，以为可以“参政议政”，终遭一顿劈头盖脸污辱人格的臭骂。一席话骂得“铁齿铜牙”幡然猛醒：原来皇帝并没有把他当成独当一面的重臣，而只是把他当作和找乐解闷的戏子并无两样的人物。
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司马迁才冠古今，仅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话，竟惹得汉武帝龙颜大怒，使司马迁遭受令人发指的宫刑。司马迁痛定思痛，对此反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在专制的皇权面前，一个知识分子是难有尊严的。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
“抑压于专制政治之下，非旷代大儒，即不能完成人格精神之独立自主，而政治主动性之被完全剥夺，更无论矣。才智之士，依附于一二悍鸷阴滑之夫，以成其所谓功夫事业。”《徐得观文续录》）
1800多年过去了，纪晓岚身处的竟是同样的环境，甚至更加险恶。纪晓岚跟乾隆的隔阂有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越是自诩神明的专制君主，就越不会